正在热播的影视剧《有翡》，在历史上是否有其原型？
　　
　　剧中时间线所处的是一个大争之世——南北朝晚期，虽然当时的历史未必有《有翡》中的江湖恩怨，但论及各国的庙堂谋算和皇室的恩怨纷争，《有翡》却并非全是戏剧化的附会，剧中男主角谢允（萧庄）在历史上应该属于南梁宗室，而南北朝真实的皇室历史，比起影视剧可能更加精彩。
　　

　　
　　《有翡》剧照，王一博饰演谢允（萧庄）
　　
　　分镇地方：失控南朝宗王
　　
　　
　　
　　南朝宗室掌握实权、出镇一方，并非自南梁开始。早在西晋初年，曹魏宗室势力暗弱导致失国的殷鉴在前，晋武帝司马炎便恢复了宗室的军政、财政大权，广置宗王，大嗣分封。之后的东晋立足于豪强，在未确立出镇制度的同时，保留了宗室参与地方中央政务的权利，刘宋、南齐的宗室政策也因袭了东晋。
　　
　　可即便如此，南朝皇室内斗的频率也是高的惊人。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皇族158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
　　
　　裴松之的曾孙裴子野在著作《宋略》中分析萧道成代宋建齐的原因时也提到了——
　　
　　“太宗为之驱除，先颠其本根。本根既蹙，枝叶遂摧。”
　　
　　这也是南朝时期各个朝代更迭的常态，宗室作乱后，中央的控制力量随之被削弱。宋明帝刘彧在自己登基后，几乎将自己的兄弟屠戮一空，为萧道成扫清了障碍。之后齐明帝萧鸾以旁支继承皇位，也大事杀戮萧道成、萧赜后人，萧衍才得以寻机代齐立梁。
　　
　　这种无止境的内耗严重削弱了南朝的实力，曾经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逐渐远去，空前的危机已经酝酿，南朝统治者却恍然不知，宗室皇权之间的互相怀疑和博弈从未停止。
　　
　　
　　
　　梁武帝萧衍画像
　　
　　宗室乱政：南朝的衰亡
　　
　　
　　
　　“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隋书·刑法志》）
　　
　　在梁武帝萧衍的一次出巡中，一位京郊老人拦路向梁武帝进言，认为他对待皇族宗亲、士族官员刑律宽松，对待底层民众压迫过重，此时的南梁在金玉其外的“太平世道”下，已经是“人人厌苦，家家思乱”。
　　
　　萧衍代齐建梁之后，出于对亲族的信任，萧衍延续了西晋以来的宗王出镇，将自己的诸多子侄分封各地，军事政务一把抓。权限很大的同时，对于宗室子弟的各种胡作非为，萧衍还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纵态度，彻底打开了宗室斗争的潘多拉魔盒。
　　
　　南梁的皇族往往出任地方重镇，或者在中央担任要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么能力有问题，要么人品不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其中，以萧衍的侄子萧正德最为劣迹斑斑。
　　
　　萧正德，是临川靖惠王萧宏第三子，梁武帝萧衍的侄子。一开始萧衍还未生子时，曾将萧正德过继为自己的儿子。但在萧衍的长子萧统出生后，萧衍就将萧正德还归本宗。
　　
　　还归本宗，意味着萧正德失去了被立为储君的机会，面对地位的骤然改变，萧正德怀恨在心，毫不掩饰自己对储位的野心，多次声称自己“应居储嫡”。
　　
　　但跋扈乖张如此，萧正德也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普通三年（公元 522 年）晋升为以黄门侍郎为轻车都尉，置佐史。
　　
　　紧接着不久，身为宗室的萧正德又叛逃到了北魏。这种随意的逃亡行为让原先在北魏的南齐宗室萧宝寅感到不耻，他上表北魏孝明帝元诩说：“岂有伯为天子，父为扬州，弃彼密亲，远投佗国。不若杀之”。但萧正德的跳槽生涯还没有结束，南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萧正德又从北魏逃回南梁，但梁武帝萧衍并没有对他做出惩罚，甚至于“泣而悔之，特复本封”。
　　
　　萧正德这种连接反叛的行为，历朝历代都属于重罪，即便是逃过了身死族灭，至少也会被流徙荒凉之地，但萧正德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处罚，反而还被恢复封爵，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即便萧正德在之后胡作非为，最大的惩罚也不过暂时免官。
　　
　　梁武帝萧衍对萧正德等宗室亲族的宽纵，助长了萧正德和萧梁宗室的歪风邪气，宗室子弟诸如“性倨而虐”“常公行剥掠”等各类记载黑料不绝于史书。
　　
　　除了骄横跋扈以外，萧梁宗室在国家有难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拱卫朝廷的作用，反而纷纷成了坐观成败的投机者和叛乱者。宗室子弟中除萧正德外，还有大批宗室的想法跟萧正德类似，想在这场祸乱中赚取最大的利益。
　　
　　南梁太清元年（548年）八月十日，东魏降将侯景利用南梁累积的种种矛盾，以诛杀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借口起兵于寿阳，由于多年来南梁宗室士人对于底层民众的压迫，侯景在向建康进发的路途中迅速聚集了数万大军。
　　
　　此时的萧正德还被萧衍任命为都督京师诸军事，而侯景利用了萧正德当皇帝的野心，对其以帝位引诱，此举正中萧正德下怀，于是都督京师诸军事的负责人果断反水，成为侯景的内应，在他的帮助下，侯景轻而易举突破了南梁道道防线，不久之后，渡过长江攻入朱雀门。
　　
　　中央的皇室成员高举叛旗以外，地方出镇的宗室表现得也相当不堪。
　　
　　坐镇荆州的萧衍之子萧绎拥众逡巡，救援建康相当消极。他还调动内乱，杀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慥于江陵，又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相互攻击。他派出救援建康的是萧方等和王僧辩，前者是失宠的儿子，后者在当时也不为萧绎重视。而益州的萧纪、江东的萧大连、江州的萧纶，大多是静观其变，并没能给危急的中央提供助力。
　　
　　这也让侯景叛乱时响应纷纷，从而糜烂四方，东西魏也趁虚而入。萧衍任人唯亲，滥用宗室的副作用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各宗室出镇四方，但因为权力过大，又有皇位的法理继承权，多数生出了坐收渔利的想法，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也存在隔阂，继而引发了后来南梁手足相残。
　　
　　天下承平之时，宗室成员在地方掌军执政，对底层百姓竭力盘剥，分别侵吞了江淮、巴蜀之地，虽然之后有陈霸先代齐建梁，但从此南朝已经是江河日下，再难聚集力量对抗北朝，糜烂腐朽的政治体制下，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制衡体制下的北国皇室
　　
　　
　　
　　相比于南朝乱哄哄的内斗，北朝的宗室矛盾明显没有那么剧烈，虽然同样参与政务，却有着一系列相应的预防体制。在利用宗室拱卫皇权时，通过频繁调任、军副分权、中央派出行台等策略，基本上维持了对宗室力量的控制。
　　
　　在北魏建立之初，北魏的统治者就意识到让宗室长期镇戍一个地方的危害。孝文帝时期，宗室大臣元禧治政冀州时，政治清明、政绩斐然，当地民众纷纷上书请求元禧留任，孝文帝元宏对此坚决反对，并驳回民众对元禧永镇冀州的请求，这也表明了孝文帝对宗室出镇固定化的警觉。
　　
　　此外，北魏宗室出镇在外时，权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首先，当宗室官员行使权力时，会有配套的副手官员随营参赞军务，同时相应的军府僚属也是由中央直接任命。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军府不断蚕食州府的治政权力，逐渐掌握了军镇的权力，军镇的运作也大多由长史、司马、诸曹参军事等直属中央的军府僚佐所掌握，保持了中央对宗室官员的控制。
　　
　　除了对藩王权力限制以外，北魏还在军镇之上均设置行台。所谓“行台”，就是尚书省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统筹协调地方事务，具有外派机构的性质，也是日后“行省”制度的雏形。
　　
　　北魏行台类型各异，作用于军镇的主要有使者督察和统军监军这两类行台。
　　
　　其中，使者行台对于出镇宗室有纠察和检举的职能，可以说，宗室官员的荣辱进退几乎都掌握在使者行台——台使身上，台使在监察方面同样有很高的权限。北魏末年相州刺史、北海王元颢在征讨葛荣时，京师洛阳发生了河阴之变，元颢旋师南返密谋据相州起兵，让自己的舅舅范尊代替自己行相州事，当时的相州行台甄密察觉出元颢有异图，启用前相州刺史李神，破坏了元颢的计划，迫使元颢逃奔南梁，行台官员对出镇宗室的管控可见一斑。
　　
　　北魏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设计出了合理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在保障宗室各尽其才的同时，又能基本维持稳定，也因此，北魏的宗室制度也在北魏灭亡后分别被北周、北齐在不同程度上继承。
　　
　　
　　
　　北齐、北周对峙时期地图
　　
　　后继者：北周、北齐宗室政策优和劣
　　
　　
　　
　　在处理皇室问题上，北周、北齐因为建国时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在各方妥协的结果下，处理得并不似北魏那般尽如人意。
　　
　　北齐在基本继承了北魏时期宗室政策的前提下，对宗室的任命和使用是比较合理的，在存国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出镇宗室与中央之间基本的稳定。即便是高演、高湛在帝位更替时发生的政变也并不属于地方入主中央，而是更多的借力了晋阳军方和娄太后的力量。
　　
　　除了能够人尽其才，北齐皇室无论权柄还是享有的特权比之北魏毫不逊色，“回授”“别封”“别食”等多重赐封让北齐宗室的生活十分优渥，这其中，还有部分宗室成员俸禄财物的分发并非使用传统的食邑制，而是食干制。
　　
　　所谓食干制，就是把部分州、郡、县等各级官府所掌握的“职公田”作为“干禄”，赐予以宗室、勋贵等部分官僚群体。食干制划分为食州干、食郡干、食县干三个等级，按照品级和地区的不同，用相应的劳动力折算成薪水发放，同时劳动力也能以等价物品作为交换，一个人的劳动力，在北齐时期可以输绢十八匹作抵。
　　
　　这样一来，原本隶属于国家编户齐民系统的大量隶户、杂户、营户通过“食干”的形式来代替俸禄，成为宗室、勋贵等私人部曲，有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制度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凭借这一制度缺陷，宗亲、勋贵的资产也随着土地兼并、劳动力依附而不断扩大。
　　
　　出镇的宗室们也化身“蛀虫”一直不断蚕食北齐赖以统治的根基，直至齐亡。
　　
　　
　　
　　宴饮图（局部）徐显秀墓（山西博物馆藏北朝壁画）
　　
　　在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前，北周的实际创始人宇文泰在贺拔岳集团中地位并不突出，他之所以能掌权，是出于各个将领的公推而并非自身战功卓绝，这也就导致了北周政权名分上的先天不足，北周的统治者很难压制关陇勋贵，不得已只能出让利益，给予关陇勋贵政治、军事上的特权。
　　
　　受制于此，北周早期对于宗室的任用也是大胆且放权的。早期北周出镇地方的皇室成员往往身兼“总管”“刺史”“都督诸州军事”等职务，甚至允许出镇的皇室私辟僚属、继镇某些重要地区。虽然北魏时期的监管制度在北周仍未失效，但在军政一把抓的情况下，皇室成员很轻松就能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力来攫取利益。
　　
　　碍于北齐强大的军事压力，北周的皇室在周齐对峙时也是同心并力，皇权与出镇宗室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致对外，一直持续到了北周攻灭北齐。
　　
　　公元578年，北齐灭亡不久之后，周武帝宇文邕逝世于征伐突厥的路途中，周宣帝登基，随之而来的是对皇室出镇体系的全面破坏。周宣帝首先诛杀了武帝时期宗室之首的齐王宇文宪，清剿他的政治势力，并对出镇在外的多位宗王许以高阶虚位诏令入京，将他们的彻底排除出权力核心。
　　
　　对宗室出镇的矫枉过正，招致皇帝与宗族之间日渐离心离德，为北周的速亡留下了隐患，之后的事实证明，失去力量的北周皇室也在不久之后杨坚代周建隋的过程中任由宰割。
　　
　　在北周灭亡后，隋文帝杨坚继承了北周丰厚的政治遗产，并在公元589年灭陈完成统一大业，更为绚烂的隋唐时代拉开帷幕。
　　
　　结语
　　
　　
　　
　　纵观永嘉南渡到南北朝末期数百年纷乱的历史，无论对哪个政权而言，皇室亲族的力量都举足轻重。相比南方皇室的宽纵滥用，北朝对于宗室出镇从制度上要比南朝更加合理，减少了无休止的内耗，又坐拥地理人口优势，北朝获得最终的胜利并不让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