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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祖为什么要设立贵州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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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代,我国各省的轮廓格局基本形成,大部分省份都是在这个时期建立的。但是,贵州地区曾长期没有统一的行政区划管辖,直到明代永乐年间才正式建省,这件事也被视为明成祖朱棣的一大功绩。那么,在当时的贵州为什么要建立行省进行管理呢?

    控扼大西南的地理位置

    从地形上看,贵州是传统“汉地十八省”中少有的全境都是山地、丘陵和盆地的特殊省份,海拔最低处都有147。8米,境内乌江、北盘江、鸭池河等河网纵横,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说。往来之公路多崎岖陡峭,我国境内的高海拔大桥很多都修建在贵州省境内。假如光看地形,人们容易联想到同样多山且海拔更高的西藏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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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从地图上看,贵州省处于云贵高原北部,东接湖南,北临重庆,西濒四川、云南,南靠广西,总面积为17万余平方公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原和两湖地区通往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重要通道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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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商旅使节还是军队,想要南下到云南以及中南半岛,在不经过贵州地区的情况下,要么通过巴蜀地区直下云南,要么从湖广地区穿越广西。但是走这两条通道绕过贵州,都会拉长路线和补给距离。

    如果控制了贵州地区,那么中原王朝就有了一个掌控西南各省的稳固战略支点,极大地缩短了补给距离,对于控制和稳定川滇桂地区都有很大的帮助。

    然而贵州的地理环境和民族分布,决定了对贵州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并非易事。地处大西南的云贵高原,使得当地的少数民族与中原相距遥远,经济文化交流相对较少,甚至因地形崎岖,与周边的湖广地区交流都有限,因而长期难以“王化”。

    治理成本也因地势崎岖、民族成分复杂而较高,往往是官府名义上管理当地,实际上却仍旧是当地的部族掌握财政、司法、行政等权力,达成了一种默契和妥协。而且贵州地区没有一个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民族,各族势力之间时常因利益相互争斗,危害百姓。民族问题处理不好,割据频发,自然会威胁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治安与稳定。

    纵观历史,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的决策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了贵州地区的地缘战略价值,而且是随着年代推进,认识不断深化。

    秦汉时期,朝廷开发西南夷,外交和军事手段并进,征服了盘踞贵州数百年的夜郎和滇国政权,设立郡县进行统治。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朝廷在贵州地区分设朱提郡等郡治管辖。

    自唐代起,朝廷开始在贵州地区设置播州、思州、矩州等羁縻州,两宋时期的贵州地区大致隶于夔州路、潼川府路等管辖,且因宋太祖的敕书中“惟尔贵州,远在要荒”一言,这是以“贵州”之名称此地区的最早记载,矩州后来就改名为贵州。到奉宁军承宣使知思州军事土著首领田佑恭被朝廷加授贵州防御使衔时,“贵州”正式作为行政区划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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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矩州所在

    元代贵州地区受湖广、云南、四川三个行省管辖,则在贵州地区设置众多羁縻性质的播州、思州、思南等宣慰司,正式以土司制度进行管理。

    对贵州地区实行羁縻土司制度,一方面是出于节约行政管理成本,给予当地部族自治权以缓解矛盾的需要,另一方面则展示了朝廷对西南边疆管理的无奈,无法像管理中原和荆楚江浙之地那样政令通达,容易成为割据势力。

    到了明代,统治者们意识到不能一味地让贵州地区搞土司自治,土司制度看起来节省了治理成本,实际上增大了治安隐患,阻碍了当地的经济民生发展,必须要加强中央政府对贵州地区的直接统一管理。

    明朝初年对贵州地区的初步管理

    明朝统治者对管理贵州的重要性之认识,最开始是从征服云南地区的行动中得来的。

    当年蒙古大军南下伐宋,忽必烈率领一军穿越川西和吐蕃,剿灭了盘踞云南和缅甸地区的大理政权,再从云贵地区迂回进入南宋境内,使得南宋遭遇了南北夹击的不利局面。到了明朝初立之际,虽然明军已经克复中原、幽云、川甘和江南,但是西南云南地区仍为元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率领的元朝残部控制,与逃到大漠的北元势力南北勾连,意图反扑。“惟是滇南北上,必假道兹土”。

    基于历史教训和现实情况,明太祖朱元璋决定彻底扫平云南地区的元朝残部。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以贵州作为战略支撑点。在公元1371年,明军扫平川蜀地区的夏政权时,贵州地区各土司势力就认识到了明军的强大实力,纷纷向明廷上表归顺。朱元璋在贵州地区延续了元朝时期所设置的播州宣慰等多个宣慰司,并在今贵阳地区设置贵州卫,实行“军卫法”进行屯兵戍守。面对贵州地区多个土司并立的情况,明廷将水东、水西合并为贵州宣慰司,司署也设在贵州卫。

    1376年,明太祖又下诏设立湖广布政司和四川布政司,将思州和思南两个宣慰司划给湖广,将播州和贵州两个宣慰司划给四川。而剩余的贵州地区仍在元朝残部手中。

    公元1381年,付友德和蓝玉、沐英的大军从湖广正式兵进云贵地区。明太祖为了此次战役的物资供应与驿站通达,直接建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军事机关,与承宣布政使司之行政机关对应),设置了普安卫、尾洒卫、普定卫、乌撒卫、水西卫等14个卫所,这些卫所都分布在从湖广进军云南的交通要道上。由于前期明廷在贵州的卫所建设很有成效,大军在贵州地区得到了充足的后勤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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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2年,付友德击破了元梁王的军队,原大理王族段明向付友德请求仿效唐宋往事,重建大理政权,作为明朝的藩属之国。付友德深知明太祖彻底整合统治云贵地区的决心,断然拒绝了段明的要求,表明云贵地区不要想着自立为王,还是安安心心地接受明朝管理吧。

    至此,云贵地区彻底平定,但是明太祖仍然十分重视贵州地区的地方治理情况,告诫南征云贵的将军们要注意贵州势力最大的土司首领,即贵州宣慰使霭翠的动向,他可是有挑动云贵地区再次动荡的能力的。

    明廷为了巩固对贵州地区的治理,镇压当地的土司叛乱,在原有的十几个卫所的基础上,新设置了诸如五开卫,层台卫,平溪卫、铜鼓卫等卫所,仅洪武年间的数量就达到了24个,比周边面积更大的四川和云南的卫所还多,足见明廷对贵州治理与维稳之重视。

    这些卫所以军事力量为保障,将贵州各大土司的势力地盘相分割,避免他们结成一股强大的反抗朝廷之势力。但是明廷又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即各宣慰司分属湖广、四川、云南布政使司(等同于行省),各土司之间本就有矛盾,且因自治度高而不服布政使司管辖。因此,在卫所建设基本完善的情况下,贵州地区建省,设立一个统一的布政使司,条件越来越成熟。

    贵州建省与改土归流

    与贵州条件相近的云南,在1382年元朝残部被平定之时就已建省,实际上就是为贵州建省树立了一个榜样。明廷对云南省的治理,已经开始试行“改土归流”的形式,即废除当地的土司,改为中央政府派驻的流官进行直接管理,但是在明朝西南地区,土司管理仍然为地方治理的主要形式。改土归流的大规模施行则要等到清代。

    既然改土归流在明朝不是主流,这里为何又要提一嘴呢?就是因为贵州建省伴随的是当地两个大土司的终结。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年),思州宣慰使田琛和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为了争夺地方势力爆发冲突。田宗鼎性情暴虐,欺凌百姓,劣迹斑斑,与宣慰副使黄禧不和,常常互相告状。朝廷鉴于地方稳定的需要暂时没有处分田宗鼎。在这次冲突中,田琛出兵攻击思南地区,将田宗鼎驱逐出去,杀害了他的弟弟,在当地还烧杀抢掠了一通。

    田宗鼎上表朝廷请求主持公道,明成祖朱棣下诏让田琛上表说明情况,田琛置之不理。成祖马上让蒋廷瓒前往思南召田琛回话,让贵州都司驻军将领镇远侯顾成率五万军队前往征讨,将田琛押解回京,顺便也逮捕了田宗鼎。这时候田琛的妻子来帮倒忙了,让和思南关系密切的蛮人掀起叛乱,然后向朝廷声称让田琛赦免并官复原职,就可以安抚这些人的叛乱。

    这种事情怎么可能瞒得过明成祖,朱棣下令继续关押田琛,让田宗鼎官复原职。但是田宗鼎继续拱火,上表称必须要除掉田琛,报了家仇才愿意复职。朱棣虽然对田琛的行为恼恨,但也考虑到田琛在思南地区的威望,直接杀掉难免会引发思南地区更大规模的叛乱,于是决定先软禁田琛,视情况发展再做处理。这时候田宗鼎却被他的祖母告发了,称其犯下杀害亲母、灭绝人伦之罪。

    朱棣认为田琛和田宗鼎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处斩了此二人,对户部尚书夏元吉说思州和思南不能再由土司管理了,朝廷应当直接设置布政使司和州县进行管辖,但是当地官吏和税收制度照旧。

    于是在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正式下诏,仿效内地行省的建制设置贵州行省,废除思州和思南两大宣慰司,在已有的贵州都指挥使司的基础上,新设贵州布政使司,任命蒋廷瓒为贵州布政使,贵州(今贵阳)为布政使治所。之后,于1416年设提刑按察使司。

    新建立的贵州省,下辖贵州宣慰司,思州、黎平、新化、石阡、思南、铜仁、镇远、乌罗八府,府以上由朝廷派流官直接管辖,州县仍然保留了一定程度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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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明朝为数不多的“改土归流”之举主要就是在贵州和云南地区实施的,为后来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建省之后的贵州发展

    贵州建省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时间推移,明廷扩大了贵州省的范围,将播州宣慰司等地也纳入了贵州管辖,彻底将贵州地区的土司纳入了贵州省的范围内,面积相当于今贵州省的三分之二。到了明穆宗隆庆间,明廷将程番府移入贵州城,后又将程番府改名贵阳府,使得贵州城改为贵阳城,贵阳作为贵州省府的地位彻底稳定了下来。

    建省后的贵州,境内的经贸、交通、驿站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中原、四川和湖广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帮助贵州的农业生产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贵州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各府州县和卫所都办起了县学和其他教育机构,受教育权从土司手中普及到了贵州老百姓当中,终明一代共考中进士137人,举人1759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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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朝后期,另一件大事更加证明了贵州改土归流、开拓发展的重要性。

    播州宣慰司在明代未归属于四川省管辖,其宣慰使杨应龙的土司家族盘踞播州长达数百年,其势力盘根错节。杨应龙本人也同之前的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一样罪恶深重,但却因势力庞大、与朝臣关系到位与明廷后期朝政腐败等原因,多次躲过处分。

    但是随着其权势越来越大,杨应龙想要当西南地区的土皇帝,掌控川黔地区。贵州巡抚叶梦熊想要进一步在播州推进改土归流,上表向朝廷奏请同意实施,杨应龙则上奏请求参加抗倭援朝战争,以避免此事。沉不住气的四川巡抚王继光直接率军征讨播州,反而被打得大败亏输。

    杨应龙顺势掀起声势浩大的叛乱,明神宗万历皇帝于1600年召集了八个省的二十多万军队前往平叛,彻底剿灭了杨应龙叛军及其土司势力。之后,万历帝下诏分播州宣慰司为遵义和平越二府,分属四川和贵州省管辖,朝廷顺利地在播州实行了改土归流。到了清代,遵义地区归属于贵州省管辖,从而奠定了今日贵州省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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