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较为混乱的时期，“晋初元老，如石苞、郑冲、王祥、荀顗、何曾、陈骞之徒，非乡愿之徒，则苟合之士”，因此天下风气大坏，终年浑噩。魏晋的风流名士便是在此背景下与之相抗，脱颖而出。何谓风流，何谓名士？不仅是放浪形骸的隐士、奇人，更是能振臂高呼、廓清宇内，言人所不敢言的气概高古之士，他们才是魏晋风流的真正源头。

有晋一代，天下士人专好黄老，醉心清谈，以言皆玄远为贵，因此逐渐形成了贵虚恶实的社会风气。东晋重臣殷浩在当时以“才性之辩”名重于世，但在行军务实方面却不大擅长，他领导的北伐战争一败涂地继而被贬为庶民，在家中“终日恒书空作字，扬州吏民寻义逐之，窃视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晋书·殷浩传》评价说：“夷旷有余，经纶不足。舍长任短，功亏名辱。”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则是名副其实的东晋名臣，他一反虚妄时俗，是一位勤于事、务于实的实干家。陶侃政绩累累，治下的荆州被史家赞为“路不拾遗”。《晋阳秋》记载，陶侃曾说：“民生在勤……岂可游逸？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又说：“老庄浮华，非先王之法言而不敢行。君子当正其衣冠，摄以威仪，何有乱头养望，自谓宏达耶？”陶侃的这番话一改所谓“正始之音”，在乱世之中振聋发聩，令人深省。

尚谈玄远确实已经成为魏晋时期的一个社会问题，即便放浪形骸的王羲之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曾在与谢安共登冶城时不无忧虑地表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其实不止虚谈，迷信盛行也是晋朝社会混乱的一个缩影。

与陶侃同时期的阮修便堪称名士，他敢于逆迷信之势而言。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敬鬼神而远之”，主张“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但以两晋之乱，几乎无人不拜鬼神，高门大户更是以炼养服食为乐。阮修一生贫苦，位微言轻，但他却不相信神鬼之说，常与人辩论道：“今见鬼者，云箸生时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复有鬼邪？”一般认为这只是当时一个小人物新鲜有趣的观点，但这在思想上更是一种力振腐朽时俗的高呼，是一个社会流动趋势的剪影。这一趋势其实早在西晋开国之初便有迹象。

《世说新语》记载，西晋开国初年，人臣敢讲逆耳忠言的已属凤毛麟角，“为武帝所亲重”的征西大将军和峤便是其一。晋武帝的太子司马衷（即晋惠帝）是史上著名的低能儿，武帝也知道太子的情况，但身为父亲总是不会放弃对儿子的希望。某日，晋武帝认为儿子有所长进，希望和峤前往观看，和峤则答曰：“皇太子圣质如初。”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对司马衷的“圣质”评价为：“惠帝之愚，古今无匹，国因以亡。”当时与和峤一同受命前往东宫的还有西晋著名的“三大孝”之一荀顗，他则对皇帝回复说：“太子明识弘新，有如明诏。”荀顗以开国元勋的身份，尚且陷于阿谀之风，而和峤独敢直言不讳，这方是真名士的操守。

魏晋素来所为人乐道的多是“竹林七贤”的隐逸潇洒，但更值得我们感激和敬仰的应该是在这混沌不堪的岁月里为国家独撑明灯的仁人志士。他们虽然可能默默无闻，却无愧于真正的名士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