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隋代的田制，《通典》只有简单的几句话，其云：

　　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文帝以天下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议者咸欲徙就宽乡。帝乃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其狭乡，每丁才至二十亩，老小又少焉。

　　这段话的出处见于《隋书·食货志》，文帝本纪则没有提及土地分配问题。隋炀帝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正月，“诏天下均田”，但未见任何具体措施，只是空话一句。《隋书·食货志》称文帝即位后，有一段话：

　　及颁新令。制人五家为保，保有长。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

　　这是讲那时的基层组织结构。复云：

　　男女三岁已下为黄，十岁已下为小，十七已下为中，十八已上为丁。丁从课役。六十为老，乃免。

　　那是讲丁口服役的规定。再就是对贵族和官员的土地分配：“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 皆给永业田，各有差。多者至一百顷，少者至四十亩。”至于按人口的土地分配，“其丁男、中男永业露田，皆遵后齐之制。”那是虚晃一枪，没有具体的措施。北魏的均田制，到北齐、北周，隋朝实际上已不存在了。对租庸调的负担，倒有具体的规定。事实上北魏的均田制，从北齐起，包括北周和隋，基本上处于逐渐消失的过程。在隋文帝的本纪中，根本没有提到土地分配的事，他关注的是令州县大索貌阅，那是核实户口的问题，规定：“户口不实者，正长远配，又开相纠之科，大功已下，兼令折籍，各为户头，以防容隐。”“于是计账进四十四万三千丁，新附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口。”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的租庸调的收入。从严格意义上讲，隋代根本没有实施过均田制，当时的形势是人口多土地少，根本不存在实施均田制的条件。

　　隋朝之所以速亡，是由于滥用民力造成的。仅从《隋书·食货志》记载的几个案例，就可以知道当时滥用民力之惨状。其云：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帝命杨素出，于岐州北造仁寿宫。素遂夷山堙谷，营构观宇，崇台累榭，宛转相属。役使严急，丁夫多死，疲敝颠仆者，推填坑坎，覆以土石，因而筑 为平地。死者以万数。宫成，帝行幸焉。时方暑月，而死人相次于道，素乃一切焚除之。帝颇知其事，甚不悦。及入新宫游观，乃喜，又谓素为忠。后帝以岁暮晚日登仁寿殿，周望原隰，见宫外磷火弥漫，又闻哭声。令左右观之，报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属年暮，魂魄思归耶？”乃令洒酒宣敕，以咒遣之。

　　由此可知当时滥用民力，造成服役的大量民工死亡，后面的文字是为隋文帝开脱的。隋炀帝时大兴土木，修建宫殿，“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营显仁宫……周围数百里。”在滥用民力方面达到惨无人道的地步，史载：

　　开渠，引谷、洛水，自苑西入，而东注于洛。又自板渚引河，达于淮海，谓之御河。河畔筑御道，树以柳。又命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诸州采大木，引至东都。所经州县，递送往返，首尾相属，不绝者千里。而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每月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

　　至于三征辽东，问题更加严重。隋代二世而亡，其原因就在于此，这样的历史教训值得后人深思，国富而骄，于是骄奢淫逸，好大喜功，滥用民力，那是亡国之道。

　　经过隋末农民起义，人口大量减少，出现了许多皇帝，在唐代又出现实行均田制的可能，但也仅限于开元、天宝之前。

　　《通典》关于唐代的田制，只引用了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令，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讲民众的土地分配，另一部分是讲贵族官僚的土地分配。今引其文于下：

　　田广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应给宽乡，并依所定数；若狭乡新受者，减宽乡口分之半。其给口分田者，易田则倍给。

　　这是开元令上的规定，实际分配情况则是另一回事了。

　　另一部分是关于官僚贵族的土地分配问题，其云：

　　其永业田，亲王百顷，职事官正一品六十顷，郡王及职事官从一品各五十顷，国公若职事官正二品各四十顷，郡公若职事官从二品各三十五顷，县公若职事官正三品各二十五顷，职事官从三品二十顷，侯若职事官正四品各十四顷，伯若职事官从四品各十顷，子若职事官正五品各八顷，男若职事官从五品各五顷，上柱国三十顷，柱国二十五顷，上护军二十顷，护军十五顷，上轻车都尉十顷，轻车都尉七顷，上骑都尉六顷，骑都尉四顷，骁骑尉、飞骑尉各八十亩，云骑尉、武骑尉各六十亩。其散官五品以上同职事给，兼有官爵及勋俱应给者，唯从多，不并给。……诸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在收授之限。

　　从这些规定可以知道，对民间分田的数量减少许多，对各级官僚贵族的土地分配还是从宽给的。所以开元二十五年的均田令，实际上是对官僚贵族的土地再分配，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是开元二十五年令的最本质的特点。当然，那时人口多，土地少，故优先考虑对官僚贵族的土地分配，保障他们的收入和俸给。

　　《旧唐书·食货志》记载：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始定律令。以度田之制：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 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世业之田，身死则承户者便授之；口分，则收入官，更以给人。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佣，每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通正役，并不过五十日。

　　从这段文字可知，那时的土地分配，是为了租庸调都与国家赋役的收入相联系，要实现上述规定，必须加强户籍的管理，也就是三长制的变形。

　　《旧唐书·食货志》称：

　　凡天下人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司注定，州司覆之。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四家为邻，五家为保。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村坊邻里，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人各业。食禄之家，不得与下人争利。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男女始生者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每岁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这一套乡里组织架构，也是为了保证国家赋役的收入，目的是稳定基层的统治秩序。这是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令的基本状况，而开元二十五年令则更倾向于贵族官僚收入的保障。

　　这一套关于户籍管理和土地还授的具体政策，如何保障其正常运行呢？这个问题我们读一下《唐律疏议》中有关户婚律的条文，就可以明白它是靠刑法来保障的。《唐律疏议》的编纂始于贞观年间，至唐高宗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编修完成，反映了初唐的情况，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令相近。我们从户婚律关于户籍和田地违令的处置，可以了解大体状况，尽管律令有各种规定，但如何具体执行还是有差异的，同时也说明当时有关户籍和田令的规定并非全是虚文。

　　《唐律疏议》卷十二户婚上，有二十四条，今略举一二于下：

　　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无赋役者减二等，女户又减三等。疏议曰：若一户之内，尽脱漏不附籍者，所由家长合徒三年。身及户内并无课役者，减二等，徒二年。若户内并无男夫，直以女人为户，而脱者又减三等。

　　还有一种情况：“脱口及增减年状，谓疾、老、中、小之类。以免课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这些规定是针对户长而言，出现脱口的情况，里正也有责任，其规定：“诸里正不觉脱漏增减者，一口笞四十，三口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疏议曰：

　　里正之任，掌案比户口，收手实，造籍书。不觉脱漏户口者，脱谓脱户，漏谓漏口，及增减年状，一口笞四十，……里正不觉脱户者，听从漏口法，不限户内口之多少，皆计口科之。州县脱户，亦准此计口科罪，不依脱户为法。若知脱漏增减之情者，总计里内脱漏增减之口，同家长罪法。州县计口，罪亦准此。

　　这条资料说明，脱户漏口，从州县至里正及户长皆有处分，可见户口的管理对下涉及田制的执行，对上则涉及国家赋敛的收益，而法律条文的中心是对国家租庸调收入的保障。

　　除了户口的管理之外，还有土地的管理，如宽乡与狭乡的区分，在第十三卷中有云：“受田应足者为宽乡，不足者为狭乡。”同时还规定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应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但这个规定只限于狭乡，“若占于宽乡之处，不坐。”在宽乡还是鼓励开垦荒地，“计口授足，以外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诸狭乡受田不足者，听与宽乡遥授。”在武德七年令中还规定，诸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比州。换一句话说，邻近的地区，余缺可以更相调剂。武德七年令内还有一些关于土地买卖的规定，它涉及到户口迁移的问题：“若诸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迁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开元二十五年令也有这方面的规定：“诸买田者，不得过本制，虽居狭乡亦听宽制，其卖者不得更请。”“凡卖买，皆须经所部官司申牒，年终彼此除附。若无文牒辄卖买，财没不追，地还本主。”从文献上看，土地买卖还是受控的，工商业者也有土地的分配。开元二十五年令规定：“工商业者永业口分田各减年给之，在狭乡并不给。”在田律和田令上还有许多具体规定，分散见于其他文献，若《文献通考》之类。

　　关于土地还授的问题，《唐律疏议》户婚律也有具体规定，其文如下：

　　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授而不授，应课而不课，如此事类，违法者，失一事笞四十。疏议曰：

　　依田令，户内永业田课农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仍依乡法。

　　又条：“应收授之田，每年起十月一 日，里正预校勘造簿，县令总集应退应受之人，对其给授。”又条：“授田先课役，后不课役；先无后少，先贫后富，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应合授田而不授，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而不课，应科种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此外对于州县官则规定：“三事加一等，失十事笞三十，二十事加一等，州随所管县多少，通计为罪。”还规定：“应授而复除不给，不应授而给者，徒二年，其小徭役者，笞五十。”此外关于租庸调之赋敛不实者亦有处罚。

　　这些法律规定，是通过处罚的办法，保障户籍管理和田令的实施。

　　当然，法律条文上的规定，与其具体实施情况还有差异，，其中还有许多潜规则在发生作用。故对文献的记载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既有其具体实施的措施，又有其因人因地而异的实际情况，这是我们阅读文献时必须注意的问题。事实上，唐玄宗天宝年间，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已徒具形式，户口增加了，田亩的转移已非过去的情况，“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如是者殆三十年。”到唐德宗时，便不得不改行两税制，“率以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征之。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逾岁之后，有户增而税减轻。”说明两税制收到实效了，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关于《通典》，本文仅以田制为例，具体情况还得参照史著及其他文献，才能弄清它的来龙去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读《通典》其他篇章也应如此，它是我们研究典章制度历史发展过程的线索。限于篇幅，本文不再一一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