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秋佳节，在此祝读者朋友们中秋节快乐。

　　本期文章将探讨一个大家长期关心，也是一些人长期诘难我们的问题：和平年代，如何与资产阶级斗争。一些人说我们只描述现象，不解决问题，只讲世界观，不讲方法论，那么今天我们就讲一讲革命的方法论。

　　无须参考世界历史，仅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史中我们就能总结出想要改造旧社会，既离不开笔杆子，也离不开枪杆子。笔杆子对应着思想革命，枪杆子对应着暴力革命。这两者在整个社会革命进程中发挥着相辅相成的作用。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统治阶级断不会在人民的唾骂声中体面地退场，甚至会恼羞成怒地对人民亮起屠刀；只抓枪杆子不抓笔杆子，腐烂在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资产阶级尸首就会将毒气传染给大家，在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培养反革命的复辟者。因此，无论在何种时候，这两样东西都不能丢。然而，在现实斗争中，如何运用这两样东西，又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策略。

　　在今年二月份写新春工作总结的时候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民群众不堪日益深重的剥削压迫的时候，任谁想阻碍他们的反抗都是无用的，同理，人民群众生活还比较安稳的时候，任谁想策动社会变革也是徒劳的。”无论是笔杆子还是枪杆子，要想发挥它们的作用，仅凭马克思这样职业革命家的活动是不行的，还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但是在和平年代，在资产阶级抽走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后，仅剩的那些报酬还能保持人民最基本的物质生活的时候，人们还不至于会为了自由幸福而放弃原本苟且却安稳的生活，这时即使每人发一杆枪，其结果也不过是造就更多像美国那样的为个人私利争斗的枪击案，而转化不成汹涌的革命力量。不到“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的时候，星火燎原的景象断难见到。但这是不是说，在生存危机全面爆发之前，革命者就无事可做，人民就要忍辱负重地承受精英的盘剥？非也。

　　世界是时刻运动着的，任何一场危机在其全面爆发之前，都有无数的小危机作为预演。它是老板的一次欠薪，是合伙人的一次跑路，是法官的一次枉法裁判，是官僚的一次踢皮球，是一切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让人觉得不那么公道的事件。因这些事件受害的人们，虽然他们无法用暴烈的手段给自己讨回公道，但在他们心中已经埋下了想要打破现行规则的怒火。每个人都像被资本障壁包裹着的铁屋子里的人，但他们内心的火苗却无时无刻不在融薄着这无形又看似牢不可摧的铁壁。当这块铁壁被削弱得只剩一张皮而又像鸡蛋壳一样不易被捏破的时候，只需要来点外力，在其最薄弱的环节做致命一击，资本主义体系便会土崩瓦解。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沙俄取得成功便证明了这一点。而革命者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人们心中反抗的火苗不要熄灭，烧得旺一点，更旺一点，直到把旧社会套在劳动人民手脚上的枷锁熔断。一百年前的鲁迅做的就是这份工作。换言之，在不到拿起枪杆子的时候，就要像鲁迅一样做好人民的笔杆子。

　　一些同志眼高手低，只看得起枪杆子，看不起笔杆子，只想做“伟大的事”，不想做“微小的事”，鄙薄文字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他们不懂量变引发质变的道理，幻想世界有一个按钮，只要按下去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一切。以自己的主观愿望演绎客观世界的变化，便是这些同志做任何事都屡屡受挫的原因。当他们发现自己的狂热在客观世界中发挥不了多大作用的时候，他们便心灰意冷，从历史上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中寻找慰藉，慨叹革命不成功，就是因为没有“毛泽东”这样的人呀。然而无论是马克思、列宁还是毛泽东，这些伟大的革命导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办报纸写文章。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者，在《莱茵报》以一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开启了他终身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战斗的一生，这一生中，他共计撰写了1974部（篇）著述，其中他本人单独写的著述1660部（篇），与他人合著314部（篇），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列宁，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其一生都没有停止过对修正主义的批判，1900年，列宁创办《火星报》，“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他的理论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被尊称为列宁主义，深刻影响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带领四万万中国人民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命运的伟大人物，早年创办新民学会、《湘江评论》，他主笔下的报刊对地主、官僚、资本家等一切反动势力施以最辛辣的嘲讽和最犀利的抨击。他的重要文章被人们汇编为《毛泽东选集》，成为鼓舞世界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重要读本，他的思想被尊称为毛泽东思想，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上述三位革命导师，哪一个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被认为是伟人的呢？不都是从一篇篇文章、一次次批判、一次次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吗？那种抱着英雄史观，将革命导师神话的人们，不过是在证明自己思想上的低能和行为上的懒惰罢了。动起脑来，动起笔来，把社会的黑暗面揭露出来，把劳动人民的义愤表达出来，把共产党人的主张宣扬出来，同样是在革命，而且是触及人灵魂深处的革命，是最深刻的革命。思想是时代的先声，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革命都是先从思想革命开始的。先秦的百家争鸣之后，统一强大的封建王朝取代了分裂动乱的奴隶王国；启蒙运动之后，民主共和国把专制皇权埋葬；新文化运动之后，是以自己辉煌的光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的污泥浊水的人民共和国。

　　会有人说，我们的文章太阴郁、太沉重，只讲黑暗面，不讲光明面，是带路党行为，不爱国。如果批评不公道的世事就是带路党，就是不爱国的话，那么一百年前的《新青年》作者们可就要被扣上世上最冤枉的帽子了，然而恰恰相反，历史证明他们是当时最爱国的一批人，是最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国家，对人民有多爱，对毁掉国家，压迫人民的旧社会就有多恨。爱国作家巴金在其著作《雨》的序言中，对这份诘难有着非常精彩的回应，也算做我们这篇文章的结尾吧：

　　“《雨》的前三章发表以后，一个朋友写信给我，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阴郁气太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个可怕的黑影呢？.....照你的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会写得更有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继续或将有不好的影响。自然，你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了解的。但是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他要我‘多向光明方面追求’。

　　朋友说得对。但是他对我多少有点误解。我似乎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几乎毁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追求光明的努力我并没有一刻停止过。我过去短短的岁月就是一部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挣扎得最厉害的时期……即使我的小说的阴郁气过重，这阴郁气也不曾掩蔽了贯串我的全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的对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勇气、有力量挣扎。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鼓舞我写作的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对人类的爱。我的对人类的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吧。

　　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我在生活里不断地挣扎，同样我在创作里也不断地挣扎。挣扎的结果一定会给我自己打开一条路。这条路是否会把我引到光明，我还不能说。但是我相信我终于会得到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