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什“反恐战争”近七年的资产负债表上都有什么？有的是一千倍的死亡、毁灭、酷刑和帝国主义的一切不人道。然而，在伊拉克或阿富汗，或世界其他任何地方，美国及其盟国都远未达到他们的目标。美国统治阶级庆祝在伊拉克的两场战争让他们摆脱了“越南综合症”，即由于害怕陷入困境而犹豫是否在国外进行长期的军事行动。但目前的争论和他们内部的分歧表明这与事实恰恰相反。

　　尽管布什政权向伊拉克增派过军队，他们仍未能击退抵抗，损失正在攀升。美国及其盟国内部要求撤出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撤出并不是个容易的事情，撤军就等于他们正式承认他们在“反恐战争”中失败了，而随之而来的反冲就不会仅限于这些作战地区了。除此之外，它还将引发宗派暴力的一大步飞跃。非洲的历史足以证明帝国主义可以依此生存并从中获利，但伊拉克的宗派暴力不会继续局限在其国境之内，它的扩散具有远大于在非洲的战略意义。伊拉克内战将牵扯到邻国、影响世界主要产油区，并对全球经济造成毁灭性破坏。美帝国主义陷入了困境。它既不能坚持更长时间，也不能轻易地退出。而让伊朗利用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的则是再次自相矛盾。首先，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智库研究都承认伊朗在伊拉克什叶派抵抗中的作用微乎其微。此外，让伊朗现政权在保障伊拉克稳定方面发挥作用，将给美国的西亚计划带来巨大漏洞。这甚至会削弱美国在该地区其他买办政权中的地位。“反恐战争”本应让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获得全部的利益，它本来是为了确保世界各国人民和它的帝国主义竞争对手都无法挑战其霸权。但它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流血方式，实际上有助于在人民面前暴露美国的军事弱点，从而使他们更有信心与它作战，这种战略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负担。除此之外，帝国主义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俄罗斯，有机会在美国受到束缚的情况下推到他们的利益。

　　伊拉克和阿富汗在严格意义上不能与越南相提并论。当时在越南发生的是，一支革命势力领导一场民族解放战争。这里的民族战争主要是由伊斯兰势力组织和领导的。但是，就美国今天所处的环境而言，它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植根于它们的最终根源，即解决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这决定了背景和动力。与越南不同的是，这种矛盾在西亚和阿富汗并不是通过革命意识形态带来的尖锐分化表现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宗派冲突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冲突。但这正是这种复杂性、这种矛盾产生的特殊形式需要我们分析。

　　首先，我们必须理清两种互补的观点，尽管它们看起来很矛盾。一个正式承认指导伊斯兰势力的意识形态的反动性质，然后继续不加批判地支持这些势力。另一个正式承认他们是被压迫和被殖民的人民的一部分，然后继续宣布他们与帝国主义占领者的斗争是两种反动势力之间的冲突。它们俩的共同点是一种奇特的逻辑，根据这种逻辑，他们的前提在结论中是看不到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回避了与上述复杂性的每一处冲突。因此，它们都阻碍了任何可能的毛主义干预：在第一种情况下是通过跟踪现场的情况，在第二种情况下是通过置身事外于这个“混乱”的现实。

　　伊拉克或阿富汗的主要抵抗运动的根本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伊斯兰的，或者广义上讲，它是不是由宗教意识形态领导的。宗教意识形态在过去发挥了进步作用。它们仍然可以成为表达民族和民主内容的手段，因为在被压迫国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条件下，宗教不仅仅是一种精神事务。它也是一种与民族文化紧密交织的生活方式。在讨论的具体问题中，主要问题在于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阐述，也就是更坚决的伊斯兰抵抗势力——他们的原教旨主义——所推进的反动社会纲领。因此，除了找出为什么宗教意识形态而不是世俗意识形态正在被接纳之外，我们还必须思考为什么这种特定类型的意识形态，而不是像解放神学这样的东西正在发展。可以给出一个初步的答案，这可能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世界大事（包括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灌输的对进步思想和实践的普遍信心减弱、毛主义者在被压迫国家未能举起民族旗帜，加上买办现代化与社会世俗化的肤浅认同，并且原教旨主义宗教信仰毫不妥协地拒绝现状，这也赋予了它更具战斗性的性质——所有这些都是原因的一部分。全球化的破坏和增加的苦难以及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有意推动无疑是有助于宗教运动的。但是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过多地依赖这方面的内容。将宗教和无产阶级化的弱化与复兴和去无产阶级化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一对一的关系是最糟糕的机械思维和草率的概括。至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作用，承认它是一个重要因素也回避了他们为什么如此成功的问题，并更有力地强调了研究特定社会固有的物质和文化因素的必要性。同样，在这些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发展中认为这是帝国主义的一种策略和使群众远离全球化的“真正”问题的反应，无法解释他们所感知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恰恰是他们的群众追随者，在除了遗漏一系列现实问题中的信仰和意识形态问题以外，对全球化的回应。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或被压迫国家的一般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核心阶级成分是什么？它很可能是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和城市的、甚至是“现代”教育后的小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生活事实告诉我们，被压迫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是一支重要的民族势力，虽然具有反动性，但在历史上决不落后。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它有时可以领导民族运动。处于核心的小资产阶级成分是一些原教旨主义运动能够与广大群众联系起来，披上合法抵抗的外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如果分析以道德上的反感为指导，那么整批人只会被视为一堆过时的反动阶层，而不允许有相反的假设。这可能会又快又容易地在那些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和做法所指使的人中获得听众。但这无助于毛主义者理解和解决这一现象，或在此基础上动员革命群众，无论是在被压迫国家还是帝国主义国家。把伊拉克等国的抵抗视为两个反动阶层的冲突，无异于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做法，正是因为其中包含的民族抵抗方面被否定了。如果否认这些阶层对民族矛盾的暗示，那么通过将这些阶层定性为被殖民者和帝国主义来区分似乎是没有意义的。（就此而言，列宁批评过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的人也从未否认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区别。问题在于，他们否认包括分裂在内的自决权，从政治上消除了这种区别。）在目前的情况下，其结果之一是被占领国家的优先目标发生逆转，就像这个论点一样，“现在真正与阿富汗人民站在一起意味着反对他们的所有主要敌人：塔利班、‘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当然还有包括加拿大在内的外国占领者，因为他们让阿富汗政府继续掌权。” [1] 这种将帝国主义占领者列入主要敌人名单，而不是关注它和傀儡国家，是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在进行分析时的必然表现。

　　如果一个原教旨主义运动的核心是小资产阶级，它的恶毒和反动性质——尽管与其客观的阶级立场相矛盾——从何而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区分原教旨主义和复兴主义。它们之间没有长城把它们隔开，它们获得政治权力后发生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但他们确实表现出重要的差异，就在他们的宗教信仰上。复兴主义的宗教信仰，就像印度的联合家庭（译者注：Sangh Parivar）里的印度教徒一样，是相当肤浅的。纵然有盛大的仪式和象征，哪怕是那些早已被“真信徒”所抛弃的仪式，他们对伴随着庸俗的买办式自我放纵也没有什么异议。所有的宗教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无意识的伪善。但在这里它是有意识的，即使不被承认。他们心甘情愿地容纳和内化庸俗的物质追求和对帝国主义文化的模仿，否则就被视为削弱“民族精神”的力量。他们是复兴主义者“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原教旨主义者（哈里斯坦是一个不错的例子，塔利班也是），回归“未受污染”的宗教实践是无妥协性的。这种唯心主义必然会与现状和维持现状的势力发生剧烈的冲突。事实上，回到过去被视为抵抗和克服现在堕落的唯一途径。回到过去不一定总是会起到反作用。欧洲就有路德教改的例子。他的唯心主义与对天主教将赎罪货币化和其他此类“非基督教”行为的厌恶紧密交织在一起，它呼吁回到田园诗般的过去。但客观上路德的改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成了一个现金关系至高无上的社会，这与他想要达到的目标完全相反。不管救赎者的愿望如何，资本主义转型的社会势力都将他召集起来为他们服务。当我们看看今天被压迫国家的原教旨主义时，其计划的绝望变得非常明显。在这些社会中，官僚资本主义的每一次推进也会复活一些封建主义，在那里，社会转型的动力受到民族压迫的压制和脱节。因此，客观环境拉动并塑造了原教旨主义者的活动去超越现状，通过回到过去成为现有社会关系的反动支撑，即使他们与它发生冲突。

　　正是原教旨主义的不可能性赋予了它僵化、狂热的特点，它的凶猛的精神，它能够唤起激进的自我牺牲的能力的源泉，以及它的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其核心是对帝国主义统治及其强加的变革不断加剧的民族、文化异化的强烈反应。这就像一个坩埚。将原教旨主义归结为某些封建或宗族分子的不满，或者仅仅是他们意识形态的复兴，就会错过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它是现代的，是我们时代的产物。揭露原教旨主义的反动内容无疑是必要的。被宗教传统束缚的妇女、贱民和类似受压迫群众的意识增强，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强大的能量来源。但是，除非原教旨主义占据的精神空间以全面解放、充满活力的民族和世俗文化以及没有剥削的新社会的启发性方式重新夺回，除非现在被原教旨主义抵抗运动占据的物理空间在革命的旗帜下重新获得一场人民战争，否则毛派不会成功。

　　基于以上这些原因，在反抗帝国主义占领的特定背景下，原教旨主义势力与毛派之间的关系既不能是单纯的对抗，也不能是合作的，它应该是两者兼具的。被压迫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反动社会纲领不会自动将其排除在民族抵抗之外。它对民族压迫者的行动是正义的。这究竟是反映了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的矛盾，还是反映了一部分地方统治阶级与特定帝国主义势力的矛盾，需要具体分析其核心的阶级构成来回答。无论哪种方式，笼统的概括都是没有用的。这还有另一个方面。在占领的背景下，民族与占领者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所有的矛盾，包括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统治阶级的某些部分与帝国主义占领国之间的矛盾，都是由这个主要矛盾决定的、以这个主要矛盾为条件的。因此，即使阶级核心是统治阶级（买办的或封建的），它对占领军的反抗，客观上也是民族抵抗的一部分。尽管就像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将其排除在抵抗之外一样，这并没有消除引导其抵抗的反动利益。在政策方面，仅仅因为某些势力在抵抗帝国主义占领，并不意味着毛主义者应该认可它做为一支民族解放势力或与它联合，即使他们应当承认它的抵抗和它所扮演的客观角色。相反，反对帝国主义占领的势力所进行的抵抗，不能通过引用它可能坚持的反动社会纲领来否认其客观作用。

　　现在，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需要正确认识毛泽东在被压迫国家开辟革命道路的进展和分析世界上复杂矛盾的方法。今天，毛派势力普遍认为，世界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但是，很多时候，这并没有为分析诸如被压迫国家各种形式的宗教运动的复兴之类的现象提供信息。更糟糕的是，人们相信帝国主义者的话，至少在目前阶段，“反恐战争”主要被视为，由美国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引导以击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战争。这就是公开的目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其他东西。到上世纪末，不仅是美帝国主义，整个北约集团都在讨论如何克服数十年的动荡。英国国防部智库最近的一项研究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这一点。[2] 当置于帝国主义的全球化驱动及其带来的阻力中时，理解这种担忧并不难。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提出的特定政策的倡导，后来被称为“反恐战争”，在这个广泛的帝国主义战略的范围内，与解决主要矛盾有很大的直接关系。今天，无论其政治性质如何，武装斗争都被称为“恐怖主义”。 “反恐战争”表面上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作为敌人，其前身是在“毒品战争”的旗帜下进行的南美洲平叛运动。它伴随着一个广泛的项目，即重组第三世界危机重重的农业部门，它被认为是“不稳定化”，也就是革命的潜在根源。“反恐战争”是对世界人民的战争。它旨在回滚正在出现的新革命浪潮。这是为了摆脱帝国主义预设条件而必须掌握的动向。

　　被压迫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政策自然会有所不同，但也有一些相似之处。伊斯兰和其他抵抗组织的恐怖主义很容易被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用来使他们对民主权利的镇压和限制合法化。在受害者是人民群众的地方，恐怖主义行为会让他们分裂，并将大部分人推向统治者的旗下。我们当然必须在恐怖主义和革命暴力之间划清界限。但我们也必须在毛主义立场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恐”宣传之间划出更清晰的界限。这不能以既定的方式完成，必须通过争论谁对人类构成更大威胁或谁是主要罪魁祸首来完成，即使所有这些都是事实。我们需要的是坚定和无条件地捍卫被压迫人民或社会部分用武器进行抵抗的权利。不能允许反对他们所遵循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纲领来淡化这一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充分把握革命、人民反对制度、特别是当今世界主要矛盾的动向。当从统治阶级间或反动冲突的棱镜中全面地看待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动荡时，当主要用这些术语来分析和解释重大转折，而革命只是一种附加的东西而不是真正被接受为主要因素时，对被压迫者的反抗权的捍卫只能是有条件的和软弱的。

　　注释：

　　[1] 出自WPRM-Winnipeg的《阿富汗笔记》

　　[2] “因此，财富和优势的差距将变得更加明显，伴随着相关的不满和怨恨，即使对于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可能在物质上比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更富裕。绝对贫困和相对劣势将助长那些期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对不公正的看法，加剧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紧张和不稳定，并导致混乱、犯罪、恐怖主义和叛乱等暴力的表现。它们还可能导致不仅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能与宗教、无政府主义或虚无主义运动有关）的死灰复燃，而且还会导致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复兴。”，DCDC 全球战略趋势计划，2007-2006年。DCDC 是英国国防部下属的一个总局。战略趋势是英国国防政策发展的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