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是世界短篇小说三大巨匠之一,其小说语言简练、构思巧妙、意蕴含蓄,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契诃夫的多部短篇小说被改编成了戏剧,如《带小狗的女人》《跳来跳去的女人》等。可见,他的短篇小说具有浓重的戏剧性。这种戏剧性与特殊的呈现方法密不可分,视角运用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在戏剧美学的影响下,契诃夫小说的视角运用直接决定了读者观察的角度及其对人物的认知和态度。

　　不同于欧洲传统戏剧,契诃夫将“淡化”和“内向化”作为其戏剧的美学追求,弱化戏剧中所具有的冲突,使得“行动”成为“内向”的心理变化的象征与佐证,将戏剧的重点由表现情节与冲突转向了人物的心理与情绪。这种特点在契诃夫短篇小说创作中也体现得相当明显。契诃夫短篇小说重点表现的是人物的心绪流动和情感体验,而不是人物冲突和情节反转。与莫泊桑的《项链》《羊脂球》以及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等作品进行比较后可以发现,契诃夫短篇小说很少具有冲突、巧合、突转等情节方面的急剧变化,相反,其故事情节平淡、缺少冲突,但是人物的心理发展却通过平淡的情节,在视角运用方面得到充分的展现。这充分表现了其戏剧意识向小说创作的渗透。因此,本文试图从叙事视角的运用方面对契诃夫短篇小说进行分析,揭示其小说的戏剧性。

　　高尔基曾对《变色龙》作过这样的评价：“一个荒唐的时代，一个善变的警察，一条无辜的狗，一群无聊的人。给我们上演了一段可笑而又使人压抑的故事。”

　　契诃夫是俄国著名作家，享有世界短篇小说三大巨匠之一的美誉。他的小说紧凑精炼，言简意赅，给读者留以独立思考的空间。他坚持现实主义的写法，重在描写生活日常，塑造有典型性格的人物。

　　《变色龙》是契诃夫早期创作的短篇小说，生动的描绘了出一场闹剧下的人生百态，细节描写的着墨，向人们展现出一个人曲意逢迎，趋炎附势的丑态，以及对无聊看客的讽刺。

　　见风使舵的变色龙

　　奥楚蔑洛夫微微向左一转，往人群那里走去。在木柴厂门口，他看见那个敞开了坎肩的人举起右手，把一个血淋淋的手指头伸给人们看。他那半醉的脸上现出这样的神气：“我要揭你的皮，坏蛋！”就连那手指头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

　　围绕这场闹剧，在一群无聊的看客的围观下，奥楚蔑洛夫（后称他为：变色龙）开始了一场史诗级的表演——变脸绝活。古有诸葛亮六出祁山，后有“变色龙”六番态度。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无聊的人，用烟卷戳到狗的脸上去，结果被狗咬了。正好碰到奥楚蔑洛夫这个变色龙主持“公道”。此时，看客纷纷围了上来。用作者的话来说，这周围的看客就像“一下子从地底钻出来的”一般。

　　变色龙对待小狗的态度是小说中着墨的重点。

　　变色龙先是打量起当事狗，发现其身体虚弱，眼里含着眼泪，脸上还有悲伤的神情。被咬的人，则在向人们展示着他受伤的手指，仿佛手握道理的人举起胜利的旗帜。

　　变色龙听完被咬的人歪曲事实的陈述后，他的第一次的态度就出来了。“疯狗”“野畜生”“混蛋”“弄死”的话全都从变色龙的嘴巴里蹦出来了。

　　你以为他是真心办事的？不是。他的随从手里，还提着满满一筛子，刚刚没收来的醋栗。而且听到动静时，他的第一反应是“微微向左一转”，甚至脸上可能还有蔑视的神情。这一次他只是为了树立他在众人眼中的威信。

　　接下来才是变色龙真正的表演。

　　一条无辜的狗，借助了周围人开口说话。人群里，一份份狗狗身份证明的“口供”，就像是一次次环境背景色的转变，一次次改变了变色龙的态度。

　　得知狗狗是将军家的狗，脱下了新大衣来掩饰局促不安，随即亮明自己的第二次态度，教训被咬的人，魁梧的人还去欺负小狗，简直是“鬼东西”；

　　在另外一人信誓旦旦的告诉他，将军家没有这样的狗，变色龙立马亮出第三次态度，转而安抚受害者“要好好教训狗”；

　　没想到，号称曾在将军家中看到过此狗的巡警的表态，再一次改变了变色龙的态度，他穿起了新衣服，将第四态度展现出来，大骂被咬的人“猪崽子”“混蛋”，戳烟卷毁了狗；

　　等到将军家的厨师证实，并非将军家中狗时，变色龙气急败坏，不耐烦的给出第五次态度，直言要弄死这条野狗；

　　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并没有，厨师说，那是将军哥哥的狗，结果这变色龙再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立马“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以第六次结尾，恐吓被咬的人“我早晚要收拾你”，然后他自己裹紧了新大衣，径自离开了……

　　不得不说，契诃夫是犀利的，短短千余字，就将一个见风使舵的人的形象，淋漓尽致的展现在世人眼前。

　　还有，“脱下大衣”“整个脸上洋溢着含笑的温情”“把大衣穿上”“裹紧了大衣”等细致入微的细节描写，披露出一个“社会人”游刃有余的扮演者自己的角色，心安理得的适应着这种改变。

　　而且作者还用辛辣的讽刺和批判，写出世间百态：无辜的小狗，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围观者，无聊至极，拿烟卷戳狗鼻子的被咬者，还有那个活跃在围观舞台上，拼命表现的变色龙……

　　无聊的人群

　　丑陋的东西并非因为它们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它们无聊...——爱默生

　　古今中外，看客一直是可很讽刺的存在。鲁迅先生的作品《药》里面，看客们笑谈间，掏光了老栓一家血汗钱，还耽误了孩子求医，间接导致小栓的离世；鲁迅先生另外一个作品《孔乙己》里，酒馆里那群看客，同样热衷于热闹，自私麻木，愚昧无聊；《变色龙》里，原本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件，结果在一群人的一言一语中，变成了一场“求证狗身份”的全民大讨论。

　　狗狗不能说话，但它让周围无聊的看客开口了。

　　看客们一句“是将军家的狗”，狗就享有“聪明狗”“名贵的狗”“娇贵的动物”“好狗”；而有人证明不是将军家的狗时，同样一条小狗，就变成了人们口中的“野狗”“疯狗”“毛色不好，模样不中看的狗”。

　　在看客们看来，一条狗狗只是他们枯燥世界里的一份乐趣，他们才不管是不是真相，也完全不用考虑狗狗的想法。只是把他们的存在感找到，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同样的，他们也不需要管被咬者受伤是否严重？也不会管变色龙是不是真心处理问题？甚至连他们探讨的狗的身份证明的议题是不是真的？是的，他们全部都不需要考虑。

　　因为，这些因素，和狗狗的伤情、人的伤情一样，都只是看客们平日无聊生活的一种消遣。在强烈的发泄感面前，真实是不具有决定作用的因素，人情也是并非是决定性因素。

　　《变色龙》是一面折射现实的镜子。

　　见风使舵的人，有一套曲意逢迎的手法，也有一套极速转变的理论，还有一腔敢于表演的“勇气”，他们懂得“变通”之道，他们有着变色龙般强大的“适应”能力，人们避而远之；

　　但是看客这类的人，他们对于求证真相而言，起不到任何作用，只会干扰正确的选择，消遣般的吃着人血馒头，一样令人厌恶。

　　曾轰动一时的安医生服药自尽一案，有的人就是扮演起看客的角色，看客们的一句话，就成为诛心的一把刀，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重庆公交车案也是这样，在真相还没有浮出水面的时候，也有人扮演起看客的角色，大骂女司机。

　　写在最后

　　文章结尾有一个很传神的描写，“那群人就对着赫留金哈哈大笑。”他们在笑什么呢？

　　笑赫留金本来想得到赔偿，结果却事与愿违，遇上奥楚蔑洛夫这样一个见风使舵的变色龙。笑赫留金怎么就遇上这样一条狗。还是笑那个社会，普通人不如将军养的一条狗。

　　只是这些看客们也许不知道，他们的笑声有时比杀人凶手的刀还要锋利。

　　托马斯·曼在20世纪50年代受俄罗斯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之约撰文评价契诃夫时谈到,在契诃夫去世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了这位俄国作家的伟大,但只是到了后来才明白,小型的、压缩的形式也可以传达真正史诗般的内容,而且就艺术的紧张程度而言,这种形式远远超越了许多大型的形式[3]。契诃夫能够“以小见大”,就在于他通过巧妙地运用叙事视角将短篇小说艺术性表现的重心由情节和叙事转向了内心和抒情。这种转向使得故事性在文本中退居末位,而表现内心和渲染氛围则作为主要目的处处体现。

　　契诃夫将笔触伸入人物内心时所产生的剧情“淡化”,表现出了极强的戏剧效果。关于这一点,英国作家高尔斯华绥对契诃夫的评论是:“对人的感情的直觉认识给予他的小说一种精神状态,它以戏剧情节的形式出现。”[4]可见,戏剧情节成为小说精神状态的载体,文本不再仅仅依赖于情节的发展而变化。人物内心的展现而非人物之间的冲突成为文本的主要功能。因此,叙事视角的运用就成为了文本展示的重要方面,它决定了展示什么以及如何展示等问题。相应地,小说读者则带有了“观众”的色彩。读者也是观众,这种对于接受者独特的定位,也从侧面表明了戏剧的表现手法对契诃夫短篇小说的深远影响。

　　契诃夫通过活用三种叙事视角,引导读者从不同的角度观看文本中的不同人物形象,将短篇小说从注重情节转向了注重心理。契诃夫的戏剧美学深刻影响了其小说创作。契诃夫正是运用了这种独特的创作方法,精妙地表现了沙俄时代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的各色形象。他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鲜明的外部特征,并在生动的描写中注入了深刻的思索。因此,契诃夫短篇小说中所具有的戏剧性特征,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