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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较于鲁迅其他更著名的小说，《端午节》确实算不上多么复杂难解，但小说中所隐含的不同声音仍然值得我们去分辨与剖析。小说中方玄绰的“差不多”说乃是鲁迅人生经验的结晶，是人互为奴隶的困境之缩影。在胡适勾画出“好人政府”的蓝图、引起舆论关注之际，借助“差不多”和《尝试集》，鲁迅和风头上的胡适开了一个小小玩笑，而在这戏谑背后，更隐伏着“知”/经验型思维与“行”/理念型思维的对立和颉颃。因此，在家庭叙事的表象之下，《端午节》的潜在主题乃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对话。小说的主题从私域延伸至公域，在整体上呈现出弱虚构性与强观念性，也可以看作是理解鲁迅“家庭小说”的一个切口。而所有的这些理念的交锋和对话都隐蔽在日常生活叙事之下，化作“执拗的低音”，变得不易辨识。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感谢孟庆澍老师和《文学评论》杂志授权转载！

　　孟庆澍

　　从“差不多”到《尝试集》

　　——《端午节》的内在“低音”

　　1922年6月，鲁迅创作了“家庭小说”《端午节》。或许是因为它在鲁迅作品中并不引人注目，学界一度对之关注有限。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和中国台湾学者彭明伟曾相继提出“外来影响说”，认为《端午节》是鲁迅在爱罗先珂影响下，对新知识分子进行批判并反思与民众关系的作品［1］。在最近的研究中，董炳月对《端午节》的关键细节进行了探微索隐，并指出小说中隐藏着鲁迅与胡适、钱玄同的对话与互动［2］。应该说，上述学者的努力使《端午节》研究有了质的提升。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更多的问题出现了：鲁迅提出“差不多”的用意究竟何在？如何在鲁胡对话的背景下理解“差不多”？应该怎样理解作者释放的特殊符号，如方玄绰手中的《尝试集》？小说日常叙事之下隐藏着怎样的潜在声音？这些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讨论。

　　一、如何理解“差不多”？

　　方玄绰的“差不多”既是小说的“文眼”，也是理解这个人物的关键。“差不多”在现代文化史上是个著名的符号，它最早见于胡适的《差不多先生传》，最初发表于1919年《新生活》周刊第二期［3］，随后又被收入各种文选及白话课本，流传颇广。但是，方玄绰的“差不多”与“差不多先生”有无关联？彭明伟认为，方玄绰的“差不多”是从胡适处挪用而来［4］。然而，即使按照胡颂平的记载，《差不多先生传》最早于1919年2月发表，但鲁迅在创作《端午节》之前是否看过《差不多先生传》，也是难以确定的。迄今并无直接证据可以判断鲁迅是否借鉴了《差不多先生传》。因此，真正可靠的提问方式，可能还是看这两个“差不多”是否有差别以及究竟“差多少”。

　　胡适所批评的“差不多”并不难理解，它是指国民的不认真、不仔细、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等国民性弱点。这种缺乏科学理性精神的笼统态度成了国人的生存哲学，“样样事情看得破，想得通”，“一生不肯认真，不肯算账，不肯计较”［5］，但中国也从此变成懒人国。显然，胡适对“差不多”的批评是想要“提倡一种注重事实，服从证验的思想方法”［6］，将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观中去，背后有科学主义和实验主义的观念作支持。方玄绰的“差不多”说则更接近于一种建立在“性相近”基础上的循环论和虚无思想，也就是对青年一定胜于老年、学生一定胜于官僚、弱者一定更接近正义的自然伦理观念的质疑和否定，其实质是对“进步”的怀疑。如果说胡适以批判“差不多”呼吁进步的话，而方玄绰的“差不多”恰恰质疑和否定了所谓进步的存在——当试图改变现状的弱者掌握了权力，由于自利的本性，就会变成维持现存秩序的强者。应该说，这并非作者所虚构的方玄绰的思想，而恰恰是鲁迅本人的观点。孙伏园便认为小说中的“差不多”说“确是那时作者常说的话”，而且有了“差不多”说，“鲁迅先生可以省去许多义愤填膺的麻烦”［7］。鲁迅在文章中也多有类似的论述［8］。因此，成了方玄绰口头禅的“差不多”，其实是在鲁迅头脑中生长起来的，是鲁迅长期社会生活和思考的经验所得。

　　1917年京师图书馆开馆纪念摄影，鲁迅时为教育部官员

　　这种经验通过方玄绰得到具象化的再现。方玄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具有多重身份——他既是小官僚，又是大学讲师，同时还是家庭中的丈夫，是商户的主顾，小厮的主人。因此围绕他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权力结构，在这些结构里他的位置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大学和家庭中他是掌权者，可以发号施令；在上司面前他又是下属，只能忍气吞声。他随时要面对自己在权力结构中的身份转换、位置变化。他对这种权力结构的运行方式极为熟悉，也极为敏感。所以他才对索薪会要求“亲领”有那么强烈的抵触——因为这“亲领”中也暗含着权力关系，同事掌握了支票，就摇身一变成为可以任意羞辱、支配同僚的压迫者。鲁迅和胡适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有十余年的官场经验，对“人一阔、脸就变”的世态人情有着切身的体会。这种经验的刺痛使他在1926年又写了《记“发薪”》，来叙述他所不能忘却的“差不多”。他再次目睹，无论是上至部长的“他”，还是每日按时上班的“不贰之臣”，或是曾经犯上作乱的“索薪会”，一旦掌握了资源或权力，成为了“施主”，都会利用它来惩罚同僚、显示威风［9］。虽然这次提出“亲领”的是一班“新人物”，但其攫取权力作威作福的做法并没有改变——无论“新”“旧”，都“差不多”。虽然“差不多”说以人性虚无主义否定了社会改良的可能，接近于“无是非之心”，显得灰色而消极，但它的确是鲁迅现实人生经验的积淀与总结。

　　二、“差不多”的深意

　　值得注意的是，方玄绰的“差不多”说虽然意在批评社会人心，但并未将自己排除出“异地则皆然”的行列。茅盾曾提醒读者，鲁迅在“剥脱”男男女女的同时，“也老实不客气的剥脱自己”［10］。方玄绰对不同形式的权力关系洞若观火，而自身也处在各种主奴关系的罗网之中，他的种种性格弱点如清高、怯懦、消极、精明、世故、自私、强横等，都与长期在这些权力关系中生存有关。从小说的结构来看，其讽刺的重心也是逐渐从“议论他人”向方玄绰自身转移。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一篇具有内在自我嘲讽倾向的小说。

　　回到文本，可以发现，和《在酒楼上》《孤独者》等名篇一样，《端午节》的主体部分也是对话。夫妻的四次对话占据了小说近半篇幅，其中所反映的方氏夫妇关系正体现了“差不多”说的深层意蕴，因此不妨略作分析。

　　小说交代，这对夫妇“没有受过新教育”，方玄绰称呼太太为“喂”，而太太对他却连“喂”字也没有，只要脸向着他说话，依据习惯法，他就知道这话是对他而发的。不过，从后文方玄绰会写白话新诗，还能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来看，男主人应该是受过一些新式教育，而且愿意接受新思想，而方太太就确实是没有受过新教育，甚至可能连传统教育都未曾接受，是像朱安一样的旧式家庭妇女。从这短短一段描写中读者不难感受到，方玄绰将太太轻蔑地称呼为“喂”，而方太太则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丈夫（也可能是无论她怎么称呼方玄绰，都不会令其满意，因此只好不称呼），表明双方在教育背景、思想观念上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也可看到方玄绰在家庭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并由此形成了夫妇之间的微妙关系。我们甚至不难从中推见鲁迅与朱安相处时的某些气氛。正因为在夫妻关系中处于掌握权力的一方，方玄绰才可以把在官场受的气发泄到太太身上。在第一次对话中，方玄绰不但对太太赊米为炊（且已尽力做了两道菜）的难处毫无体恤，只顾自己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而且对太太的随声附和也并不满意，用“将头转向别一面去了”这种傲慢的方式结束了谈话。显然，方玄绰只需要太太做好家务，为他服务即可，至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困境是他所不耐烦了解的。显然，他与太太之间存在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这种权力关系的实质则是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雇佣关系。正因为如此，随着方玄绰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这种关系也在慢慢发生变化。在第二次对话中，伴随着方玄绰收入“万分的拮据”，太太逐渐丧失了对他的“敬意”，而且敢于做出“将一叠账单塞在他的鼻子跟前”这样冒犯性的举动。情急之下，方玄绰赌气宣布要辞职，一半是因为亲领确实是一种侮辱，也有一半是说给太太听，威胁自己要甩手撂挑子。而后又胡搅蛮缠，以自己拿不到工资作为不给孩子学费的理由，拿太太来撒气。第三次交谈发生在同一天傍晚，方玄绰外出借款失败，终于体会到了太太的艰难处境，不由得向太太大倒苦水。而太太却“只淡淡的说”，并不感到奇怪。因为长期处在弱者地位，她早已熟悉求告无门的苦楚，对人情冷暖洞悉在心。同时，由于方玄绰的职务乃是全家的经济命脉，因此太太对其职位的关心也溢于言表，“惊疑”“暗暗地查看”“惴惴的问”都表明她很担心方玄绰在冲动之下真会愤而辞职，或者因为亲领而赌气不去领薪。可见，虽男主人处境日窘，但妻子依附于丈夫的内在格局仍是牢不可破。在最后一次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太太开始不安于完全服从的地位，而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她向方玄绰发出了一系列追问（“总得想点法”），虽然只关形而下的生计问题，而非如祥林嫂之问那样直逼灵魂深处，但也足以使方玄绰狼狈不堪，不得不承认自己虽是一家之主，但除了做官，并没有实际谋生本领。小说末尾，方太太因为提议买彩票而被方玄绰以“无教育”为由加以打压，而他也借此重新挽回面子，但同时他不无尴尬地发现，自己也曾有过买彩票的念头，又比太太高明在何处呢？小说末尾这一场小小的挑战，暂时被方玄绰的虚张声势平息，但他代表权威、理性、正确的“家庭人格设定”也被叙述者撕开一道裂口，即使抓起新文化的“圣经”《尝试集》，也已是难以掩饰。

　　联系鲁迅此时的家庭与经济状况，不难发现方玄绰夫妇的对话具有相当的真实性。这些对话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在从官场回到家庭之后，方玄绰/鲁迅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摆脱主奴关系的缠绕，无论他是否是新知识阶级，是否具有平等思想，他都深陷于各种权力结构之中。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提出，为娜拉考虑，“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11］。但鲁迅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就无法做到“男女平均的分配”，而只能延续男性掌握经济权、女性依附于男性的模式。朱安诚然不是娜拉式的女性，也不可能向他索要经济权，而他也没有将经济权主动分配给朱安。换言之，女性获得经济权并实现两性的平等，只存在于鲁迅的演说中，在鲁迅自己的生活中并没有实现。对于鲁迅这样的新知识分子来说，最深刻的困境可能就是能言而不能行——能够意识到权力结构造成的不平等的存在，却无力改变之，因为自己便陷在这结构中不能自拔。不仅如此，鲁迅鼓励女性“要求经济权”，又说：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12］

　　人之为傀儡，几乎是一种宿命。方玄绰虽然掌握经济权，看起来是一家之主，太太是他的傀儡，但反之，他为了养活妻小而忍辱苟活，不也正是鲁迅所说的男人作女人（家室）的傀儡吗？鲁迅的独异之处，就在于他看到即使人们取得了经济权，也仍然有其他有形无形的权力关系束缚着他们，在此为主，在彼为奴，终究无法摆脱互为傀儡、互为奴隶的困境。无论是丈夫还是太太，会写白话新诗的男性还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一旦陷入这种主奴权力结构，其实都“差不多”。甚至包括清醒的思想者和批判者，其以他人为傀儡，或为他人之傀儡，大概也和蒙昧愚民“差不多”。

　　三、“差不多”其实差很多

　　由于长期欠薪，1922年的端午节对于北京国立八校教师来说是个艰难的节令。在端午节前一天，钱玄同访单不庵，知欠薪又不可得：“交部发出七万，教部十一万，余为兑换卷（券）。教部部员以他们和我所掺兑换卷（券）多少不匀，扣住不放云。”［13］端午节这一天，四个半月未发薪水的胡适也在为债务而发愁：“学校四个半月不得钱了，节前本说有两个月钱可发，昨日下午，蔡先生与周子廙都还说有一个月钱。今天竟分文无着。我近来买的书不少，竟欠书债至六百多元。昨天向文伯处借了三百元，今天早晨我还没有起来，已有四五家书店伙计坐在门房里等候了。三百元一早都发完了。”［14］胡适日记很少记账，此处竟罕见地谈及书债，可见经济上确是捉襟见肘［15］。

　　但也许是因为另有进项，也许是因为“君子喻于义”，胡适仅仅是在日记中提到了这一笔，从此再也没有抱怨过欠薪之苦。胡适此时的注意力几乎全在他提出的“好政府主义”上。从回国后不谈政治，到因国事糜烂而终于忍不住开始谈论实际政治，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有一个酝酿的过程。1921年6月，胡适和丁文江、蒋梦麟、王征等秘密成立了努力会［16］，其信条之一就是“我们当尽我们的能力，——或单独的，或互助的——谋中国政治的改善与社会的进步”［17］。1921年8月5日，他在安庆“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在演讲中提出“好政府主义”，指出它是一种政治的工具主义，能够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福利的便是好政府，要实现这个目标，“要一班‘好人’都结合起来，为这个目标作积极的奋斗”［18］。同年10月，胡适在《晨报》发表《双十节的鬼歌》，呼吁大家“推翻这鸟政府”，“造一个好政府”［19］。1922年5月，胡适创办了《努力周报》。在第二期上，由胡适执笔，十五位知识界名流如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正式提出了“好政府主义”的理念。文章认为：“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对政治改革，文章提出三个基本要求：“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画的政治”。文章进一步认为，中国之所以到如此田地，“好人自命清高”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20］。

　　提出“好政府主义”的《努力周报》

　　“好政府主义”一经提出就引起了舆论广泛的关注和讨论，自然也成为胡适这一时期集中思考的问题。有学者指出，胡适的好政府主义包括了“好人”政府和“有计划”的政治这两个成分［21］。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杜威的《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哲学的改造》为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提供了立论的来源［22］。因此，可以说“好政府主义”是传统的士大夫政治理想和杜威政治哲学的结合，而精英政治、专家政治则是好政府主义的基础。胡适提出好政府主义的前提，就是希望精英知识分子能克服“差不多”的国民性弱点，在政治上认真负责。按照他的设想，这些“好人”（精英知识分子）是值得信赖且必须信赖的，他们的努力就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金椎”［23］。

　　然而，在鲁迅看来，这种对“好人”（鲁迅谓之“特殊知识阶级”）的期待是靠不住的。《我们的政治主张》被《晨报》《民国日报》等报纸转载，流传甚广，鲁迅应该读到过这篇文章，但他对胡适宣扬的包括从实验主义到“好人政府”的这套理论并不感兴趣。杜威1919年至1921年在华旅行讲学，轰动一时，而且从1919年9月21日开始，杜威就在教育部作“教育哲学”演讲，到1920年2月22日结束，共16讲。但关于这个就在教育部举办的系列讲座，鲁迅也没有记载只言片语，只是在给宫竹心的信中，提到可以把载有杜威讲演的《教育公报》散页借给他［24］。到了1929年，鲁迅更是语带讥讽，将胡适与杜威的关系比作将上海滩上的西崽与洋人［25］。不仅如此，胡适对精英知识分子的信任，在鲁迅看来也是站不住脚的。鲁迅的“差不多”实质上就是对“好人”（精英）的否定，这种否定是和他作为资深官僚而兼新知识分子的切身经验有关的。

　　从1911年开始，鲁迅就在教育部任职，对层层叠叠的权力结构中的人性有切身的体验。尽管鲁迅自己对官僚极为反感［26］，但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使他对自己的官员身份有清晰的认识。1925年女师大在宗帽胡同新校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在教员致辞中就说：“我不是专门当教员，是做官的。”［27］长期的官场经验也使他对官员阶层与权力结构的内生关系有深入了解。他清楚地意识到，官场本身就是一个权力结构，上下级权力关系对官员有着天然、强大的同化力，他自己以及教育部的同僚之中，就有许多曾是受过新教育的留学生，是所谓有道德的知识阶级，但大至国家政治、小至办公室政治，都并未因此清明起来。因此，“好人”从政便会产生“好政府”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

　　另一方面，鲁迅又是大学兼职教师。他兼任着北大和其他几所学校的讲师，虽非正式教职员，但对大学教师群体也相当熟悉。既然学生出身的官僚并不比旧官僚廉洁能干，学生出身的教师就一定会是“奋斗的好人”吗？远的不说，从以大学教职员为主体的索薪运动中，鲁迅就对某些知识精英弄权自利的一面看得十分清楚。

　　1921年《顺天时报》对教育界风潮的报道

　　延续数年的索薪风潮，起因是北洋政府财政每况愈下，加之兵祸不断，开支巨大，债台高筑，遂不断拖欠教育经费。到1921年“六三事件”前，北京高校教职员被拖欠的薪金总数已有七八十万之多，政府已经陷于无法筹措的窘境［28］。因此，教师索薪的正当性毋庸置疑。但当索薪成为一场波及整个北京教育界的“运动”，即不免含有政治斗争和权力斗争的成分，甚至成为主事者争权夺利的场域。一方面，教育界本来就对北洋政府极为不满，甚至有试图通过索薪运动来“和平演变”之意。当时的舆论指出政府与教育界之间的矛盾，认为教育界内之指导者多为新思想家，而现政府“不过为政界有力特殊阶级之事务所”，并非为国民服务，“两者之间，既掘有如此大沟渠，则其不能互相协同，以经营事业者，自属当然之理也”，所以对于“教育界有力者”而言，他们“雅不欲现在政府之存续，宁希望其颠覆”［29］。另一方面，一部分人也有利用索薪在教育界形成势力的目的，当时报纸有分析曰：“自五四以来，学生团体崭然显头角于当世，而尔时之教职员则索然退处于无权。迨学生运动卓然有相当之成绩，于是高级之教职员憬然大有所觉悟，以为学界之潜势力隐然可用，然必先组织各教职员为一大团体，而后可与学生团体颉颃并进。但欲组织团体，必藉教职员之共同利害为题目，方足以资号召，此薪水现金问题之所由起也。”为了达到火中取栗的目的，最好是将学生团体也卷入索薪事件，“于焉合两团体为学界之一大团体，冶全国学界于一炉，则旋乾转坤，运诸掌握”。正因为索薪运动的目的并不仅仅在索薪，“故不惮一变再变，提种种理想的条件，强政府以所难，非不知政府之做不到也，正欲其做不到耳；非不虑政府之强硬对待也，正欲其强硬耳”，教员团体的某些中坚人物甚至“谓此事固不欲其了结”［30］。事实上，正是在部分教职员的鼓动和操纵下，当时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深度卷入索薪风潮，一度站在了教师与政府矛盾的第一线［31］。

　　正因为索薪运动并不单纯，其中有复杂的政治因素，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索薪组织内部也有着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索薪会的头脑之中，李大钊身份特殊固不待言，而马裕藻、汤尔和等则是著名的“活动家”，是多次教育风潮背后的军师。在1921年二次索薪时，胡适便在日记中感慨，北大教职员开会多有权力之争：“有些人心里舍不得权力，却实在不会用权力。他们那种‘恋权’的情形真令人难过！”［32］鲁迅与马裕藻、汤尔和等浙籍人物是老相识，对他们的真实意图岂能不知？正因为洞悉内情，无论是较早的大学索薪还是后起的教育部索薪，鲁迅都并不积极。当然，和小说里方玄绰从未加入教员团体不同，鲁迅参与过索薪运动。在他的日记中有两次关于索薪的记录，分别是1921年10月24日下午到午门索薪和1926年1月16日上午赴国务院索薪。第二次索薪正好是在许世英任内阁总理期间，而据闻一多回忆，许世英和财政部长接见了索薪代表，在场的人只有两个人没有说话，一个是闻一多，另一个不但没说话，而且在那里睡觉，这个人就是鲁迅［33］。可见鲁迅虽参与索薪，也仅是碍于情面、应付了事，并不积极。1923年，鲁迅在和日本友人谈到教育部拍卖问题时说，教育部人员经常开会，上国务院奔走，向曹锟请愿，要求早日任命总长，迅速发给经费，看样子都无结果：“我觉得做这些活动也不会有办法，因此开会时从未去过。这样的内阁，不管说多少话，差不多都是空的。所以部员们觉得反正没有希望，就有人发表过激的言论，有人说，必须作彻底的改革，我们是革命派。真要革命就得到民间去宣传革命，依靠人民的力量来反对政府。依然留在当官的地位，因为领不到薪水便变了革命家，实在太滑稽了。……不管哪个国家也找不到官吏而兼革命家的人物，身为官吏，口谈革命，既为官吏又兼革命家的人，也只有我国才有。”［34］在鲁迅看来，政府固然无法指望，这些又想革命又不舍得乌纱帽的“运动家”也依靠不得。

　　更何况，鲁迅此时刚刚经历了《新青年》的分化。他在《新青年》虽处于“客卿”的地位，但也目睹了陈胡之间的斗争以及《新青年》群体的分崩离析。这一群人已经是当时知识阶级中最优秀、最有思想的分子，但仍然“很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35］，并最终导致群体的分化，这如何能令鲁迅去相信什么“好人”呢？更何况这自命好人的，很可能便是那心机暗藏、结党营私之辈。

　　正是因为有着对官场和大学两大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刻认识，在胡适画出“好人政府”的美妙蓝图、并引起舆论热潮之际，鲁迅借方玄绰之口，冷冷地抛出了他的“差不多”说。从胡适《差不多先生传》的努力、乐观、自信，到方玄绰“差不多”的冷峻、黑暗、虚无，这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

　　四、《尝试集》的意味

　　《端午节》中，胡适的《尝试集》在小说中先后出现了四次。应该如何理解小说中这一有趣的细节？是作者无意识留下的破绽，还是某种微妙的暗示？在孙伏园看来，鲁迅之所以在小说里对于《尝试集》三致意四致意者，是含有提倡的意思，也与文中所讲主人翁撰著白话诗稿只值三百大钱一本之事相呼应，以示方玄绰乃一爱念爱写白话诗之人［36］。换言之，作者反复提及《尝试集》，是揄扬表彰这本白话诗集之意。但情况是否确实如此？在鲁迅小说中，书既是一种道具，亦是一种符号，多含讽刺之意。如《狂人日记》中的“本草什么”（《本草纲目》）写着“人肉可以煎吃”；鲁四老爷书房中陈列的乃是《康熙字典》《近思录集注》和《四书衬》，烘托了主人“讲理学的老监生”的身份［37］；《幸福的家庭》以王尔德《理想之良人》为“优美高尚”的西洋留学生家庭读物，讽刺味道更浓。由此再来看方玄绰手里的《尝试集》，是不难品味出其中嘲讽之意的。

　　那么，鲁迅为何以将《尝试集》设为讽刺道具？恐怕还是与鲁迅对胡适的看法有关。《尝试集》可说是胡适的得意之作。在《四版自序》中，胡适不无自矜地说社会已承认他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尝试集》在两年之中也销售到一万部［38］。甚至据说幽居深宫的宣统也读过《尝试集》，可见流播之广［39］。因为代表了文学革命的实绩，胡适自己也非常看重《尝试集》，一面对具体字句精心推敲，毫不马虎，声称“做白话的人，若不讲究这种似微细而实重要的地方，便不配做白话，更不配做白话诗”［40］；一面反复斟酌选目，不仅自己动手增删，而且遍邀好友时贤帮助“删诗”，看起来谦虚得体，但未尝不是故作姿态的宣传术［41］。由于《尝试集》的成功，当时已有人称胡适为“白话诗的通天教主”［42］，而胡适自己也认为这话并无大错。

　　胡适之所以如此倾注心力于《尝试集》，既因为它是白话新文学的宁馨儿，也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尝试集》是实验主义的结果与象征。1936年7月，胡适曾忆及实验主义与自己的文学革命之间的关系：“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从此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我的革命文学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43］《尝试集》的名字来自于陆游的“尝试成功自古无”，这句诗的意思“恰和我的实验主义反对”［44］，所以用“尝试”为名，就是要突出这本诗集所代表的“实验的精神”［45］。自胡适鼓吹“自古成功在尝试”以来，《尝试集》几乎已经等于实验主义的代名词。

　　鲁迅的独异之处，就在于他看到即使人们取得了经济权，也仍然有其他有形无形的权力关系束缚着他们，在此为主，在彼为奴，终究无法摆脱互为傀儡、互为奴隶的困境。无论是丈夫还是太太，会写白话新诗的男性还是不识字的家庭妇女，一旦陷入这种主奴权力结构，其实都“差不多”。甚至包括清醒的思想者和批判者，其以他人为傀儡，或为他人之傀儡，大概也和蒙昧愚民“差不多”。

　　《尝试集》封面

　　因为“删诗”事件，在胡适诸多著述之中，鲁迅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尝试集》。他曾为《尝试集》的删改提出相当具体而中肯的意见［46］，因此小说中方玄绰手不释卷于《尝试集》，也许真有几分鲁迅自己的影子。然而，对于如此一部声名显赫且自己曾参与删定的重要诗集，除了《端午节》和给胡适的“删诗”复信，鲁迅所有的公私文字中竟再也没有提及，这不能不令人略感讶异。在我看来，这是因为鲁迅并不认为《尝试集》有多么重要，甚至对其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意义也并没有那么重视。原因在于：

　　其一，鲁迅对白话新诗本身既不热衷，亦乏兴趣。作为文学革命的主将，鲁迅当然不反对白话诗，也曾写新诗以示对白话诗的支持，但总体而言，他对白话新诗是持批评态度。他将一些滥情空洞的白话诗称为“阿呀体”［47］，并用戏拟的方式写了《我的失恋》，和这些“阿呀体”新诗开了一个辛辣的玩笑［48］。1934年，鲁迅在给窦隐夫的信中，先是表示要自己论诗“真如要我讲天文一样”，不知怎么说才好，因为“素无研究，空空如也”；接着又批评新诗之所以“交倒楣运”，是因为它属于案头文学，“没有节调，没有韵，它唱不来；唱不来，就记不住，记不住，就不能在人们的脑子里将旧诗挤出，占了它的地位”［49］。1935年，鲁迅又在《集外集序言》中坦承：“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50］最清楚明白的表示，是在鲁迅晚年和斯诺的谈话中。鲁迅直言：“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成功。”进一步，他毫不客气地表示：“研究中国现代诗人，纯系浪费时间。不管怎么说，他们实在是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51］鲁迅自己虽然写有一些白话诗，但无论是《爱之神》《梦》《桃花》等“《新青年》时期”的六首白话诗，还是稍后针对胡怀琛的《反动歌》、题赠“一撮毛哥哥”川岛的打油诗以及《我的失恋》，基本上都属于插科打诨的游戏笔墨，和胡适想要凭新诗开宗立派、成就大业的郑重态度形成了鲜明反差。

　　其二，如前所述，鲁迅对胡适鼓吹的实验主义、好人政府不感兴趣，对胡适以诗歌来宣传这些理念自然更不会欣赏。而胡适这一时期恰恰有很多宣传口号诗，如《四烈士塚上的没字碑歌》《努力歌》《后努力歌》，等等。这些诗渗透了威廉·詹姆斯舍我其谁的淑世主义精神，调门激昂而颇能耸动舆论。但在鲁迅看来，胡适这种叫喊是空洞的，只是“正人君子”投机趋时的口号而已：“什么事情都要干，干，干！那当然是名言，但是倘有傻子真去买了手枪，就必要深悔前非，更进而悟到救国必先求学。这当然也是名言，何用多说呢，就遵谕钻进研究室去。”［52］这种口号诗和“阿呀体”同样空洞造作，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一个是打着“实验主义”的旗号，一个是举着“恋爱自由”的招牌。因此，鲁迅虽然列身于胡适所认可的“那一班帮我删诗的朋友”［53］，但他对《尝试集》的态度有所保留是不难想见的。

　　如此再来看小说中出现的《尝试集》，便不难发现它的多重意味。一方面，《尝试集》是新文化的象征，是新思想、新文学、新伦理的产物，与之对照的是令人烦恼的家庭日常生活。因此，如同《伤逝》中的通俗图书馆、《幸福的家庭》中主人公桌上的绿格稿纸，《尝试集》在这里具有某种符号性的作用，表征着在庸常生活之外的、超越现实的新精神世界。它对方玄绰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写白话诗的模板，而在于象征暂时躲避、跳出庸常家庭生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尝试集》之所以具有这种功能，又在于它是白话新诗集，而对于“无教育”的方太太来说，白话诗集乃是不可理解之物。它可以被方玄绰用作挡箭牌，来回避太太的追问，甚至如同七大人的“来～兮”之于爱姑，起震慑降服之用。因此，一个深具讽刺意味的画面出现了：当方玄绰在太太面前一再举起《尝试集》，吚吚呜呜地念了起来的时候，被寄予启蒙厚望的白话新诗不仅没有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平民的作用，反而成为制造文化等级和身份区隔的工具。由此，《尝试集》成为一个多义的能指，一个复杂的喻指符号，既体现了鲁迅对新文学的认同与期待，也隐含着鲁迅对新诗、新文学乃至新知识分子内在局限性的洞察和批评。

　　结语

　　相较鲁迅其他更著名的小说，《端午节》确实算不上多么复杂难解，但小说中隐含的不同声音仍然值得分辨与剖析。隐蔽在灰色沉闷的家庭咏叹调下，借助方玄绰“差不多”的口头禅和手中捧读的《尝试集》，鲁迅和风头正劲的胡适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在这戏谑背后隐伏的，更是两种思想观念的对话与颉颃，这也使小说在日常生活写实的表象之下，具有了内在的、不易被发现的论辩性与杂文性。

　　“五四”时代胡适对实验主义的宣传，使他获得了坚固的理论根基和知识上的优越感，但也使他陷入了某种悖论。一方面，胡适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是最严厉的，最带有革命性质，“因为他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他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厉害”。但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拿实践结果来评判实验主义、“好人政府”等理念，其失败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胡适既主张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却同时将杜威的实验主义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预言“他的方法将来一定会得更多的信徒”［54］，而对这其中的矛盾毫无觉察。实验主义本身是强调经验、重视实践的，但胡适把它当成真理引进，宣称这种“哲学方法”可以解决中国自己的特殊问题的时候，就从经验的变成先验的，从重视实践变成理念优先，从而形成了胡适观念先行、目的论的“传教士”思维［55］。对此，时人已有所批评。如对胡适诗里高唱的“干！干！干！”，范源濂就曾当面表示“颇不赞成”，因为“这种主张似乎太简单了”［56］。已有学者指出，西方价值观加强了胡适超然的精英主义，其实是影响了他对中国问题的认知的：“西方教育加大了他与中国现实的距离；尽管他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仍是中国式的，他的大多数观念却变成西方的。这样，胡适将逐渐作为一个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精英从外面来观察中国政治，并在很大程度上用外国标准来判断其优点。”［57］

　　反观鲁迅，他所提出的“差不多”说及其对新知识阶层的疑虑，是来自他个人生活经验和观察的总结，来自他对自己身处的中国社会和历史的观察和思考，是将自己也放入权力结构中加以怀疑和批评的“返身思考”；他不是从理念，而是从自我体验中提炼出对于社会、国民、人性的认识。

　　胡适固然对中国社会现实有所认识，但对实验主义哲学的执念又使他难以摆脱理论的笼罩。他坚信杜威虽是美国人，但其哲学方法可以解决中国人自己的特殊问题［58］。因此，胡适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主要是“应然”即应该如何的问题。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则更多集中在“实然”即实际上是如何的问题。“好人政府”诚是应然如此，但事实上却无法实现，就是因为胡适所主张的“应然”是与实然相脱节的。

　　由此，在家庭叙事的表象之下，《端午节》的潜在主题乃是一场思想观念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鲁迅对胡适的微妙态度。鲁迅既是新知识分子，又是资深官僚，与旧体制纠缠日久，既依赖其谋生，又对之深恶痛绝。这就使得鲁迅一方面不能不对胡适代表的新文化思潮有所期待，另一方面又从自身经验出发，不得不对胡适的乐观主义、精英主义的政治、社会理念有深刻的怀疑。更深处，则是鲁迅之“知”/经验型思维对胡适之“行”/理念型思维的疑虑和反思，以及向包括自己在内的新知识分子提出的“自我的有限性”［59］问题。小说主题从柴米油盐的私域延伸至家国天下的公域，使文本内在具有杂文的论战及思辨性，并在整体上呈现出弱虚构性与强观念性的特点。这一特点在鲁迅的家庭小说中洵非特例，或可作为理解这一类小说的切口。只是这些理念的交锋和对话常隐蔽在日常生活叙事之下，化作“执拗的低音”，变得不易辨识。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2年第3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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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藤井省三《中国现代文学和知识阶级——兼谈鲁迅的〈端午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3期；彭明伟《爱罗先珂与鲁迅 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2］董炳月：《启蒙者的世俗化转向——鲁迅〈端午节〉索隐》，《文学评论》2020年第6期。

　　［3］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册，第338页，联经出版公司1984年版。因未见《新生活》该期原刊，此处暂从胡颂平说。

　　［4］彭明伟：《爱罗先珂与鲁迅 1922年的思想转变——兼论〈端午节〉及其他作品》，《鲁迅研究月刊》2008年第2期。

　　［5］胡适：《差不多先生传》，《胡适文集》第11卷，第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6］胡适：《我的歧路》，《胡适文集》第3卷，第365—366页。

　　［7］［36］孙伏园：《端午节》，《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8期。

　　［8］如鲁迅的《忽然想到（七至九）》《灯下漫笔》等文章中均有类似“差不多”的议论。

　　［9］鲁迅：《记“发薪”》，《鲁迅全集》第3卷，第368—36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方璧（茅盾）：《鲁迅论》，《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期，1927年11月7日。

　　［11］［12］鲁迅：《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第168页，第170页。

　　［13］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41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14］［16］［18］［32］［39］［42］［56］《胡适日记全编》（3），曹伯言整理，第681页，第274页，第416—417页，第278页，第673页，第360页，第365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15］胡颂平说胡适“向不记账”，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第2163页。

　　［17］胡适：《努力会简章》，《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耿云志主编，第374页，黄山书社1994年版。

　　［19］胡适：《双十节的鬼歌》，《晨报》1921年10月10日。

　　［20］蔡元培等：《我们的政治主张》，《努力周报》第2期，1922年5月14日。

　　［21］李建军：《学术与政治——胡适的心路历程》，第129—166页，新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

　　［22］江勇振：《日正当中1917—1927》，《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第172—174页，联经出版社2013年版。

　　［23］胡适：《后努力歌》，《努力周报》第4期，1922年5月28日。

　　［24］鲁迅：《19210729致宫竹心》，《鲁迅全集》第11卷，第399页。

　　［25］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7页。

　　［26］夏丏尊：《鲁迅翁杂忆》，《鲁迅在杭州》，《西湖》文艺编辑部编印，第41页，1979年版。

　　［27］《女师大开学盛况》，《京报》1925年9月22日第7版。

　　［28］马叙伦：《我在六十岁以前》，第67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29］《论说·政府与学校不两立》，《顺天时报》1921年5月28日第2版。

　　［30］悔存：《北京通信·教员罢课问题之真相》，《申报》1919年12月29日第6版。

　　［31］参见吹万《北京通信·学生第一次请愿留宿一夜》，《申报》1921年6月5日第6版；《京学生读书请愿之大惨剧》，《申报》1921年6月6日6—7版等报道。

　　［33］《鲁迅索薪时打瞌睡》，《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2期。

　　［34］《教育部拍卖问题的真相》，原载日文《北京周报》第八十九期，1923年11月18日，转引自《鲁迅研究资料》（3），第53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35］鲁迅：《〈守常全集〉题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538页。

　　［37］鲁迅：《祝福》，《鲁迅全集》第2卷，第5页。

　　［38］［40］［53］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文集》第9卷，第91页，第93页，第93页。

　　［41］陈平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一）》，《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4期。

　　［43］《留学日记·自序》，《胡适日记全编》（1），第58页。

　　［44］［45］胡适：《尝试集自序》，《胡适文集》第9卷，第79页，第81页。

　　［46］陈平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二）》，《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第5期。

　　［47］鲁迅：《通讯（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7卷，第286页。

　　［48］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第170页。

　　［49］鲁迅：《致窦隐夫》，《鲁迅全集》第13卷，第249页。

　　［50］鲁迅：《〈集外集〉序言》，《鲁迅全集》第7卷，第4页。

　　［51］《鲁迅同斯诺谈话整理稿》，斯诺整理，安危译，《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52］鲁迅：《碎话》，《鲁迅全集》第3卷，第170—171页。

　　［54］［58］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集》第2卷，第280页，第279页。

　　［55］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引言”及“第五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7］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雷颐译，第1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9］孙郁：《鲁迅为什么远离胡适》，《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