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伟大民族的历史的辉煌，都不可能尽善尽美，也都不可能替代新的历史发展；都不可能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走向自己的反面。不必讳言，中华民族的心性在其光明、伟大的背后，也有着某些低拙，甚至俗不可耐的地方。对此，中国无产阶级文化运动的先驱、主将鲁迅先生，曾极其深刻地揭示过。毛泽东高度赞扬过鲁迅先生的认识和精神。建国以后，当毛泽东带领优秀共产党人，以无产阶级革命、真正社会主义的宏旨大义推动中国前进时，他时常体察到来自旧文化思想的阻抗，看到尘俗观念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全方位的影响。

　　人们不难看到，并应理解：不论是在已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还是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都会遇到旧文化思想的狙击。而在中国，这种狙击，却有自己的特殊性。

　　一、伟大辉煌背后的些许贱俗

　　伟大辉煌背后的些许贱俗──中国旧文化的内质、核心是“半利己主义”、“半奉公主义”的互相缠结

　　不少东、西方的文化思想研究者现在都已看到，和西方人一贯提倡个人本位的文化思想相反，中国人至迟也在春秋时期便一直倡导社会本位的思想。这一思想经过两千年封建社会的若干朝代更迭，表面上仍主盛不衰，然在实质却有精微的变化。从而造育了不少半公半私的精致圆滑的伦理思想，──并以此为内质、核心，构筑了全部旧的文化思想体系。在当代，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旧文化思想，一方面使一些人积极拥护（也不乏真诚）真正以社会本位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实际上，它“半利己”的成份又时时抵触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质性改造。

　　这种有别于西方个人本位的特殊文化思想的形成，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的社会存在方面去寻索形成原因，既有助于我们去揭示我们民族文化思想中真正的伟大，也有助于寻觅实际的糟粕。

　　人类精神文化发展的总体运动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主义文化学在研究人类精神文化，这里主要讲伦理发展方面，内在地贯彻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统一，以及对立双方在取长运动中，向对方转化的否定之否定情形。它认为，人类的起点是原始社会。在这个起点上，人类的每个成员，并不知私有观念为何物（人的生存欲望是一种自然的存在）。在自然的菲薄的物质条件胁迫下，在原始人群中，人们只看到个人离不开群体，个人的存在同群体存在的直接同一。因此，粗朴的但亦是真确的群体观念、集体观念，是原始社会的根本的文化思想。人们以集体、社会为自己的伦理本位。无疑，这种简单粗朴的个人、群体直接统一的“公有观念”，是不自觉的。它是以生产力极其低下为条件，并反过来又维持和维护这种低下的生产条件。历史随着生产力的不可扼制的发展，必然走向──似乎如黑格尔所称的──反题，出现了私有制和与其相应的私有观念。而当私有制所能容纳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之后，私有观念的激发力量飞扬到极大值。此时，社会又如梦魇般地失控了。到此，社会又要求在更高层次上的扬弃，以保留几千年来的积极文化成果，摈弃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社会在自己崭新的伦理旗帜上赫然标明：在利他主义的前提下发展个人。这就要求社会进入共产主义。领导社会进行这一革命的就是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前期阶段，还有一个漫长的过渡，这就是社会主义。

　　这是一个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一个大的发展“圆圈”。这里深刻表明：作为精神文化的自我认识，在今天已达于相对科学的境地。然而，这里不是认识终结。

　　历史文化研究还告诉我们，在人类的原始公社解体，进入私有制社会以后，在这一总的否定阶段，它又大体经历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迄今为止，理论界较多注意的是这三个社会阶段的同质同一性，即都是私有制和伦理文化中的利己主义。而没有深入细致地分析，见其差异。其实，在这一总的属于否定阶段的三个社会时期里，人类的精神、伦理文化，并不是绝对同一的，甚至不是统一的。实际上，这个离开原始群体本位的否定阶段并不是一条单向顺直的折线，而是又经过两次向对立面转化的过程。就是说，在这一总的否定阶段里，也表现为由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具体过程。这个过程的否定阶段仿佛是一个向人类起点──原始社会──返回的鼓凸线。人们一般都认为：奴隶社会──作为原始社会的对立面，它的伦理导向是十分明确的个人本位，一般（一般而已）都是直接宣扬利己主义，由此来开辟发展道路；而封建社会则又回折为较多地提倡社会本位，尽管这不过是在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下的对新的剥削制度的维护，但社会本位的“以天下公”的伦理思想，却不但见诸于官方训导，也见诸于市井舆论之中，并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准则；随封建社会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则又赤裸裸地把个人利益、个人主义原则拴系于宙斯的宝剑上，从而成为堂皇的伦理原则。

　　受人类文化发展总体运动的辩证过程规定，加上中国自身的特殊条件，奉公、利己文化的互相缠结的情况出现了。

　　以上所揭示的具体过程表明，在人类历史总的否定阶段，还有一个封建社会的以政治或宗教制导的───倡扬社会本位的──伦理“驼峰点”。认识以上过程,懂得这个“驼峰点”,      对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大的重要性。因为，这一“驼峰点”的特殊发展，既是原始粗朴公有观念的回光，又是人类社会走出“涤罪所”的喻示。

　　举世公认，中国的封建文化，为世界之冠，无论其物态文化还是文学艺术、道德伦理、政治学术，均是当时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特别是伦理道德，得到最为完备、成熟的发展。黑格尔甚至认为：中国的哲学其根本是伦理哲学。也正是这一原因，中国历史上的精神文化在此基础上而具有超强生命力，和巨大凝聚力。在近、现代，它一次又一次地成功拒斥或同化外来文化，──这正好似宇宙中巨质恒星最终演变成至实至密、吸引力超常（在其引力场范围内、高速运动的光也逃不出来）的黑洞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好似一个“文化黑洞”。它的强力拒斥或同化它异的功能，可比喻为“黑洞效应”。对这一“文化黑洞”产生原因的认识，当然不能只循守哲学的思辨，而主要应从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环境中探求。

　　──当中国社会在异己规律支配下，不自觉地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伦理文化的“驼峰点”便在其特殊的经济环境下充分发展起来。具体地说，就是古代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形成以土地国有制为基础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造育了充满矛盾的半私半公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即通常倡行以社会为本位，口头上奉公去私，而实际达于利己目的的伦理思想。

　　这里，我们还得重复这样的思想：古代中国地域的相对封闭，使炎黄子孙在相对封闭稳定的境况下生活，因而人们在生存争斗中没有象欧美居民那样发生高频率的分散聚合，迁徙流动，从而较早地看到了个人对群体、集体和社会的依赖性，也较早地从社会总视角下找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故在春秋时期，就产生了以儒家的“仁”和墨家的“义”为中心的伦理思想。要人们跳出一己之私，而爱他人、利国家。在后来的长期发展中，这种社会、群体本位的仁义观，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逐步出现了一整套十分完备的文化体系。实事求是地说，这一文化体系至今仍有可发掘的精华。因此，它产生出无比坚固的稳定性和保守自己的功能。呈现了如荀子天才地猜想到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般的超常效能。这里最具魅力的就是“克己、利人、奉公”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念，表明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和优秀思想家在伦理发展中，一下子抓住了个人与社会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本质，看到了公对私的总体制约，从而引动社会总体观念的归趋。然而由于这一伦理观念及其相应的全部精神文化最终要求的物质条件是生产的社会化和产品的极大丰富，而这一物质条件在封建时代又不可能具备，故它通常只能作为纯观念形态的东西存在，悬浮在思想的太空，或仅在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和下层群体里才能部分地得到遵循。历史发展是有趣的：越是被人崇奉的东西，在其缺乏坚实的物质性基础时，就越容易被怀有各种不同目的的人曲解和误导。事实正是这样，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克己、利人、奉公”的伦理观念便在实际的社会矛盾中发生扭曲，被架空，甚至被实用主义地发展、发挥。不过，这里重复地说：无论是扭曲、架空，无论是实用主义的发挥，由于这一观念有其合理内核，其先生早熟，对民众有着恒久的魅力。所以，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无论朝野，无论官民，尽管同床异梦，却都在文化符号上始终守护着“克己、利人、奉公”的原则。把这作为一种起码的做人之德——起码在口头上。这一文化在后来的社会发展中，十分自然地被统治者用来保护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使之免遭灭亡。也因此，人民群众在长时间内，也未曾自觉地想动摇、改变这一基础。甚至，当西方资本主义——其动力是个人利已主义——在冲破中世纪的禁锢蓬勃发展起来之后，中国却仍以特有的“利他、奉公”的清傲，鄙视西方人在利己主义冲动下的奇技淫巧和奸取诈夺；同时也将资本主义拒绝于国门之外。

　　——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伟大、辉煌却部分地嬗变为贱俗。

　　毫无疑问，传统文化因本质上属于封建文化，它的伦理文化部分，我们认为，仅是原始公有的回光，和对未来公有制的向往性追求。它是由原始社会不自觉的无私观念，发展向共产主义自觉的大公无私观念的中道式的“驼峰点”；也可以理解为历史思想的螺旋式发展中，和起点的第一次演示性重合。但不是真正的更高层次上的自觉自由的重合。它的荏弱性，以及这种荏弱性在长期屈压中，扭曲为伪巧性和两面性是显而易见的。

　　因为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社会本位的伦理观念，作为人类理性的开拓性要求，当时确是大大超越了时代所赋予的物态文化的前提，这就注定了它必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部分地走向自己的反面。这一伦理观念在封建社会相对稳定后，尤其是中后期，确在两个方向上发生嬗变。在官方，统治者依据这一思想，编织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繁芜的重社会轻个人、重君轻臣、重官轻民、重义轻利、重道轻术的统治思想。自秦汉以来，统治者利用人们对社会本位伦理观念的认同，创造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至今也达不到的那样丰富的全套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想，完成其空前绝后的发展（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同质社会相比较而言）。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立世恒言；有友朋悌弟爱幼孝父敬老尊师忠君怜弱从善憎恶的人际协调论；有教人“守天命，听圣人之言，遵祖宗之法”的麻醉术等等。此时的公、义、仁、德，究其实质，不过是一种愚民教义，是一种麻痹、麻醉和奴化理论。在民间，去私、利人、奉公的观念因不断在现实生活中同封建主义碰撞，承受“如磐夜气”的重压，于是也有变化，并重塑国民心性。产生出既丰富、精巧得令所有外民族叹服，又卑俗得使人害羞的“整打整盒整箱”的处世哲学。而这全部“丰富”和“精巧”，大多是叫国人在公的名义下把私粉饰起来；大多是在铸就国人无原则谦和、去欲忍让、从众适世、苟且随俗。它或叫人逃离避世孑孤飘然和洁身自好；或让人在公、德、仁、义下屈曲养晦（在对敌斗争时，这一方略是可取的）以巧取个人私利……说到底，公、德、仁、义成了一种空大的信仰，一种无望的期待，一种可供装扮的外在“面具”，而不少人却在这种信仰、期待下溜之大吉，或拿来作为一个体裁，发一点牢骚，发泄一种低能的不满，作一些诅咒和凶险的预言，有时也能搞一些以一部分人得权收利而告终，近于破坏的“造反”，至多不过是进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不改变制度”的革命。这也是近千年来的中国，虽然有不少人看到“公”心的重要，但真正出于公心的，有自我责任感的，从自己做起的，不惜牺牲个人而长期（甚至三、五代人）坚韧不拔努力的，充满理性和原则性的奋斗精神的人，却又不十分多的原因之一。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个“黑洞效应”的负面影响，有时表现为一种全民族性的巨大心理定势，以万应之力，承受各种改革、革命的冲击，而安之若素，守旧依故，使历史的发展不是停滞，就是在原地兜圈子。

　　二、社会主义文化思想和中国旧文化思想的激烈碰撞

　　历史常常表现为惊人的相似之处。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下决心跳出中国历史运动的恶性周期，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又面临着传统文化负面影响造成的困难。高处不胜寒，社会主义的列车在社、资（还有封建主义）文化激烈争斗的高寒地带发生了震颤。

　　第一， 社会主义要求有历史以来的真正的人民革命，要求在逐步破除私有制基础上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去除“私有观念”的革命，而在传统文化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笼罩下的思想观念，却对此不屑一顾，叽哩咕噜地猜测和指责这种革命的虚假性。如果这是真正的诚心的指责，倒还有可取之处，问题在于这种指责并非诚心，不是旨在消除革命党人可能存在私欲杂念，而是为自己的利己主义、个人主义张目。这里有一个“黑洞”逻辑：“说明他人有缺点，我的错误也就合理”。比如，改革开放初，我们屡屡听到的民谣：“西方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拿了也白拿，不拿白不拿”──其心态含意是唆动大家去拿，而不是制止拿，更不是有责任感地警戒自己不拿。另外“上边吃紧，下边紧吃，吃了也白吃，不吃白不吃”等，也都是劝人退动的可悲“理论”。请注意，这里的立论点，都是公，都是“不拿”──是集体主义，但又实际鼓动我们去损公，去毁坏这个集体。传统文化中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的二重性，于此昭然可见。

　　第二， 社会主义要求他的中坚者、积极分子、精英骨干有高度的责任感、独立的自我人格、大无畏的负责精神和牺牲精神，有坚持社会主义──“为伊消得人憔悴”“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追求精神。然而，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使一些中间人物和一些落后的心理灰暗分子去冒充精英骨干，导致有些部门和单位出现“无原则平庸者的优势”，致使一些对困难和“折腾”缺乏较大的心理适应能力和解决能力的人，常常站到行进队伍的关键部位。于是增加了我们事业进程中的某些缺失，其表现有多方面：

　　首先，谋取“精英”名利的个人主义之图，使一些人在一定时期内，追附时髦，攀龙附凤，制造迷信。其中最典型的是对领袖、对革命大肆恭维、歌功颂德，甚至不惜制造个人迷信。这种充满处世、升腾谋略的假意迷信，也极具生存应变力，一般人无法批评、反对。即使被迷信者出面反对，他也会以“这是伟大的谦虚”进一步恭维你。要知道，这种并非真诚的迷信，要比真正迷信有害得多。因为真正迷信，在说明道理后，迷信者便渐渐觉悟了，大都心态会逐渐健康起来。而假意奉承并不那么简单。这也是“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的权谋。迷信的虚妄，是不可能取得实际成就的，领袖和革命的“非千真万确”性，“社会主义”的“非顺直”性，会使这些人中的少数人在事业出现失误、困难时，又一下子跳到另一个极端，去批评反对社会主义，或用批评、反对某个人的方法去毁灭社会主义。这种批评具有绝对的单向性，是从来不考虑自己在困难和失误中的责任的。

　　其次，长期以来，在相对俗下的意识下，总有一些人把革命、社会主义的运动理解为一种对个人不会有任何伤害的无缺损运动。本来，社会主义在其开创和前进发展中，不可能不存在某些缺陷、探索性失误和某些自我伤害。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应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一往无前，万难不屈，矢志不渝地对自己和社会进行引导性改造──甚至是强制和半强制性改造。而亚细亚型利己主义心态下的人，容不得半点失误，尤其个人容不得半点伤害。稍遇到一点挫折或失误，就叫喊“革命、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这不是社会主义！”或反过来说：“本不该搞社会主义”。他们不去区分好心探索中的失误，同存心败坏下的错误之间的区别，稍不如意，就要挖人家“祖坟”。中国近代的历史，常常就是在这种困则思变的革命激动──遇到困难便悲观失望、回心转意──于是仍旧落后──不得已便再次革命──遇到困难再回头的倒退中，反复转圈子（这实际上是中国在历史运动中陷进恶性周期的思想文化原因）。今天，这些浅薄懦下的观念，仍在一些人身上发生作用。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狂热；八、九十年代后的政治消沉，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崇私媚美思潮，即可以看着是历史拙剧在这些人身上的再度重演。这是传统文化的“黑洞效应”制造的怪圈。

　　再次，一些人无坚定的原则精神。与以上的两点相联系，传统文化下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由此形成的全套的处世哲学，使一些人毫无原则性。如前边多次揭示的──它叫人明哲保身，有“识事务者为俊杰”之说；另外，它叫人圆滑，有“见人只说三分话，事在为时留分寸”（后半句尚有理）“多栽花，少栽刺”“势不可使尽,才不可尽发”“见人说年少,见娃夸俊俏”……之训；此外，它叫人掌握“敲门砖”，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小亏方占大便宜”“十年勤把媳妇做，熬出头来也做婆”……之论，如此等等，多如牛毛。在这深大难测的做人秘诀中，浸透着浅俗，到处有“亚细亚型利己主义”的狡黠。在这里，原则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个人实用主义。而社会主义的每一步的前进，都需要用坚定的原则精神去抗争、去努力。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本位，在自己热切盼望的“天下为公、奉公利人”的社会到来──并需它进一步去拼争时，它的扭曲了的部分, 却又表现出对社会主义的淡漠,这近似──“叶公好龙”。应为国人警醒。

　　第三， 旧文化的负面效应对社会主义消极影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它对社会主义理论的巨大同化作用。因为人类文化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否定之否定的现象（以上已论说过），使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特征，尤其是伦理文化方面，有其相似性。这一特征是中国社会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而另一方面，也给封建主义的传统观念冒充社会主义文化或同化社会主义文化，造成可能。建国以来的情况表明，这种可能有的已变成现实。作为传统文化的观念性存在，千百万人旧的习惯观念，有时不自觉地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解成与传统文化完全一致的东西（过去有些人把它们作为一致的东西去批评），在实践中不自觉地（这就是说，不一定都是别有用心）重演封建主义，并且还十分诚实地“振振有词”“理直气壮”。当这些本来属于封建主义的东西，在现实中造成祸害时，在一定时间里，当事者和另一些人，却又有意无意地把责任加到社会主义的头上，使社会主义的本来光辉遭到贬损。这种对很多人来说是无意的，但又是十分绝妙的栽赃术，在现代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伪巧变化之大成，极具特色，很有蒙骗作用。对此，下文将有专题分析。这种半公半私的历史性“原罪”，在表现形式上，亦颇具特点，通常在表现形式上（仅仅是形式而已，本质未变），是时左时右，左右无常，令人不可捉摸……。从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在历史上，它“崇公”的价值取向，成功地阻挡了以彻底利己主义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进军，现在它的“半私”部分又给社会主义造成困难。它不提倡“私”，然而却又不是真正诚实的“公”；它提倡公，却又对“私”含情脉脉。于是乎，取中折衷，圆圆滑滑，实质问题的争取和争论，通常被回避；趋时应世的精巧手段常常在现实中“飞扬”。社会主义要求诚实的公、有真正的集体主义、有独立的人格尊严、有坦率的不同意见的争论、有实心实意的不遗余力的工作、有不怕曲折困难的勇气、有改正一切已被实践（这种指的是“大实践”，不是暂时、局部的成败得失）证明是错误的求实精神、有敢于探索和坚持正确原则的严肃态度……总之, 真正的社会主义（它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指望通过三、五十年，百年革命来完成，恐怕是幻想）在中国的实质性进军，必须在坚持物质创造的同时，在思想领域，必须以“半公半私”为改造对象；民族灵魂的重塑改造，必须以全新的道德为基本点。并且也要有一定的特殊手段。

　　──不能不承认，我党和毛泽东在这方面确实做了尝试。也可以明确的说，大凡对我们民族心性有如上认识的人，也大体能承认毛泽东“改造主观世界”、开展思想文化革命、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和新民族心态的良好主观愿望（之所以承认其良好，即这一愿望不是“乌托邦”，有其客观合理性）。

　　三、让“上帝”自己认识并教育自己

　　在毛泽东的晚年──从他的言论中完全可以看出，已经下决心去暴露我们民族的落后面，让全民族自己认识自己，进而自己教育自己。并从人民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出发，不断给人们揭示：当代社会主义的进军，始终应是多数人自己解放自己的运动；其中包括让人民自己认识自己的缺点；任何的包办、代替，哪怕出发点再善良，也只能是一种“熊的服务”。

　　毛泽东的战略举措有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社会主义灵魂的统帅，努力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从正面引导人们进行思想改造。这是一个有破有立的工作，“破”字的着眼点始终在我们民族的旧文化观念上。这里已毋庸重述。

　　第二、下大力气引领人们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其重点，一是破私立公。二是掌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当社会主义的逐步深入，我党引导人们在灵魂深处寻觅和暴露历史陈腐的文化观念时，当这些工作运作在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大道上，好多人不理解，同毛泽东发生“没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曾这样说过）的隔膜时，他便下决心，下大力在全党、全军，以至在全国进一步普及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希望用辩证法推动并指导人们去研究认识经济建设规律，社会思想发展规律，以及我们民族在近代落伍的原因，尤其是认识我们的文化背景，找到真正的症结。

　　第三、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现在看来，这些运动确使我们付出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运动在文化思想角度上，也从正面或反面起到了推动人们去除惰性和奴性的作用。尽管这些在开始时表现为有很多非理性的形式，但从好、坏事的互相转化和对转化的催化上说，却是体现一种灵性的智慧。诚然，若干的政治运动，有胆量有余、谨细不足，浪漫有余、控调不足，底蕴有余、口味不足的问题。不过，在它的目标指向之下，皆是帮助人们找到自己和认识自己的缺点，有着毛泽东所认为的：大方向上的合理性。并且，这一目的，也是必须在今后的历史过程中实现的。

　　第四，直接开展全民性的历史文化的研究。这尽管也是一个大锅饭，为少数斯斯文文、四平八稳的学究式的研究者所不齿，但也有一个“群众参与”“蓄芳待来年”的作用。人们会记得，当时的研究有两个着力点：

　　其中有一个是研究“懦（儒）发（法）”斗争史。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承认，我们的民族心性，不管是伟大辉煌之处，还是某些卑俗粗陋之点，都与历史儒、法、道、墨等历史文化有关，尤其是儒、法两家。参与当年运动的人都会记得，这是一个粗放式的研究，人们认识各异，但把它从书斋里赶到山村、田野，工厂、矿山，让人民用社会主义的文化──一开始时标签居多──去演习一下，去搜收民族文化思想的家底，并试着评价良莠，意义还是巨大的。它起码推动了人们去认识一下自己祖先的伊甸园、祖宗的战场和人类在“涤罪所”中的进程，及自己的位置。

　　其中第二个是“评水浒”。　在当时，这令很多人莫名其妙。不过，在莫名之余，一些具有浓重的想整人的定势心理的人，通常是摘句取义，用以影射、攻击别人。毛泽东对此十分生气，曾批评这种做法的荒唐，是“文不对题“。今天重提毛泽东对《水浒传》的谈话，或许会帮助人们认识毛泽东希望人们把握我们民族文化缺陷、了解民族心性之弱点的良苦之心。他说：

　　“《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投降。

　　“鲁迅评《水浒传》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传》，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闭集•流氓的变迁》）”。（1）

　　毛泽东的思想再清楚不过了。他要人们通过研究《水浒传》中反映的民族心性，从而认识自身的弱点和缺陷。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作品所含示的思想观点是作者文化思想的投影和复写，而当文艺作品中的思想观点为社会大众认同和接受时，或者社会人们受作品影响而接受这些思想时，那么，作品的思想则可以看作社会思想、民族的思想。《水浒传》是一部自产生以来，广为人们称赞的名著。它所包含的思想、倾向，自然可以看作是作者和相当多的中国人所拥有和喜爱的思想倾向。

　　这里不是说历史上真实人物，以及这些真实人物和《水浒传》中人物的差异，仅就作品人物论，主人公宋江的艺术形象是一个濡染了中后期儒家思想、极精明于封建处世哲学、也有一点同情下层人民思想的人。有典型的“亚细亚型利己主义”倾向，主观为自己，有时亦能“客观为别人”，但更多时候则用“为别人”──处处表现为济世助人的“及时雨”，来塑造个人形象，谋取资本，捞大的好处。他本想官场渔利，封妻荫子。不料中道出事，于是巧取社会黑暗时代民众纷纷造反的力量，半是替天行道；半是战略性谋图，——是同朝庭分庭抗礼，展现实力，要挟皇帝“招安”，使自己钻进朝廷，圆起做做大官的甜美之梦。因此，从根本上说，宋江不反皇帝，也从未想到改变旧制度以推动社会发展……这实际是“为私造反”。这样一个艺术形象，多少年来，多少读书人，多尐民众并不对此反感，有的反而欣赏宋江的精巧圆滑。──在鲁迅和毛泽东看来，这正好是我们民族文化思想落后面的表现；这部书的思想倾向是人民——他心目中的上帝——历史性缺陷的反馈镜。雄视百代的毛泽东怎能不借此体裁，重开历史新篇章呢

　　──但是，有人认为：毛泽东的这一切也许是正确的，不过这是一场“无果”战斗。其实不然。如果我这里写下的文字能代表一些人的正确认识。不要忘了，这正是那场上帝自己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果”；如果相反，另有一些人的认识是正确的，──那怕同毛泽东的观点相反，这也是可喜的“果”。这正如毛泽东指挥战争的神来之笔，——“四渡赤水”，其辉煌之果是不能在一、二、三渡中明确显现的。

　　在这一问题写述结束时，我们要重申：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从热爱人民、忠于人民和相信人民的立场出发，他不把人民群众当成“阿斗”，不愿包办、代替人民群众的事业，更不去欺骗、愚弄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在历史行进中存在的某些问题，总是以高度的热忱和历史责任感，推动人民自己去认识和克服。他曾同刘少奇、周恩来讨论“如何让猫吃辣椒”的问题，其观点是极能说明他的这个一贯思想的：

　　“刘少奇首先说：‘那还不容易，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然后用筷子捅下去。’

　　毛泽东认为这是莫斯科式的解决办法，于是摆摆手说：‘决不能使用暴力，……每件事都应是自觉自愿的。’

　　在毛泽东的要求下，周恩来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首先让猫饿3天，然后，我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地全吞下去。’

　　毛泽东认为不妥。

　　那么，毛泽东的策略是呢？他说：‘这很容易，你可以把辣椒擦在猫的屁股上，当它感到火辣辣的时候，它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而感到兴奋不已，’”（2）

　　毛泽东关于怎样使猫吃辣椒的讲话，正确地反映了他既不赞成强迫，也不喜欢欺骗的做事方法，尤其是对人民群众。对民族心性的认识，这里确实存在一个人民群众自己认识自己，进而教育自己的问题。毛泽东的一系列重大举措，是极其宝贵的财富。

　　注：

　　（1）《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第353—354页。

　　（2）《毛泽东的语言艺术》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