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先生诞生于1895年12月4日。他一生历尽磨难，却始终秉持一颗中国心，善良地、正直地活着，并在活着中思考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展现了哲学的力量、思想的力量。让我们通过先生人生中的二三事，了解先生的所思所想。

南渡北归为国著书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冯友兰先生随清华大学南迁。中国历史上，“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南渡的师生心中充满了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忧虑。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南迁学校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以“刚毅坚卓”之精神在大后方保存民族教育精英。1938年10月，冯友兰先生写就《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有言：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歌词充满了坚持抗战、收复失地的决心。冯友兰先生这时也在思考，作为学者，如何能在这个时候为全民族抗战做出自己的贡献。冯先生以为，此时唯有著书立说，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阐扬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激扬人民的抗战精神，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他以为，此时虽是民族最艰难的时刻，但也是民族复兴和民族觉醒的前夜，正所谓“贞下起元”之际。这一时期，冯先生先后写就《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书，并命之为“贞元六书”，希望自己的著作能“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这一时期，冯先生还写有《儒家论将》、《墨家论兵》等文，希望从古代思想中挖掘出一点儿有用的资源，联系抗战之实际。

冯先生不仅著书以期鼓励抗战，他的儿子也成了学生军，参与了抗战。1943年，民国政府征集青年学生参军，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等多次发表讲演，勉励学生从军。一次讲演后，冯先生发现校门外有一张大字报，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该审慎考虑，先生特上前将大字报撕去，他说：“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在冯先生看来，值此全民族抗战之际，所有国人都有责任共御外侮。此时冯先生的长子钟辽正在西南联大读大二，当时征兵主要征调四年级学生，钟辽却自愿从军，受训完毕后，担任远征军军事译员，参加重开滇缅路战役。

1945年抗战胜利，北大、清华、南开复校，西南联大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南渡”终于有了第一次“北归”，冯先生此时又写成《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碑文中充满了对民族未来的期望：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中国历史绵延，虽然是旧邦，但一定能在抗战胜利后实现民族的浴火重生，展开自己的“新命”，成为世界的先进。在冯先生看来，自己的职责就是为国著书，“阐旧邦以辅新命”。

不做“白华”扎根故土

1947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此时冯先生正在美国讲学，有不少朋友劝他不要回国，在美国长期定居下去。冯先生不愿意仅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他怀着为旧邦辅新命、搞好自己的国家的使命感，选择回祖国。冯先生说：“俄国革命以后，有些俄国人跑到中国居留下去。称为白俄。我决不当白华。解放军越是胜利，我越是要赶快回去。怕的是全中国解放了，中美交通断绝。”他于1948年2月回到清华。冯先生此时对国民党反动派十分失望，他认为，“我是中国人，不管哪一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我都拥护”。他决定留在北平，并在梅贻琦离校未回的情况下，成为清华校务会议临时主席，带领清华迎接了解放，将学校完整地交到了共产党手里。

新中国成立之后，冯先生一直在思考，自己的哲学能为新时代做出什么贡献，他一直期望能够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然而，建国之后历次运动，冯先生都首当其冲，置身于旋涡之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完成自己的愿望。但冯先生并不为选择留下而后悔。1987年11月，李中华来看望冯友兰先生，谈起身在新加坡的李泽厚讲“我在中国才有发言权”，先生说：“这话说对了，我当年不肯留在国外当白华，也是这个意思”。冯先生所谓的白华，就是离开故土，在海外旁观故国的人。在他看来，一旦哲学家脱离了自己的土地，就失去了对自己祖国的感知能力，而只有和这片土地同呼吸共命运，才能真切地感知它真正的需求，才能真正为国家做出贡献。冯先生仿佛一棵大树，他期望扎根于中国这片土地，虽然这片土地历经风雨，大树也饱经风霜，然而他的根却扎得更深了。冯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近现代儒学在故国的“内生”，他与这个国家、民族一起经历他所经历的，在历史的洪流中重新定位儒家，使传统在这片他所生长和滋润的土地上重新扎根，并荫蔽这片土地。虽然历经风雨，或明或晦，但他始终了解这片土地的土壤状况，懂得如何让儒学在大地扎下根。这样的儒学才不至于像盆景，虽然漂亮和少经风雨，却终究只能用来观赏。这种非旁观的态度，才能避免儒学成为“博物馆里的东西”，面对和回应现代化的诸多问题，并促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也因为如此，冯先生身上多了几分荣辱，或毁或誉，但终究改变不了这种坚守所带来的思想的生命力。

晚年的冯友兰，一直致力于《中国哲学史新编》的写作，直至他生命的终点。这部著作可以说凝结了先生晚年对中国思想历程的总结，凝聚了他对中国未来命运的思考，他的爱国、渴求进步的精神是一贯的。1990年6月，先生写毕《新编》第七册，是年11月26日，先生去世。先生去世前几日，还跟学生说“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

加入民盟关心改革

新中国成立后，冯先生参与了很多国事。1952年8月，冯友兰先生怀着为中国、为人民贡献自己力量的初心，在朱伯崑、季镇淮的推荐下，在清华大学申请加入中国民主同盟。9月，民盟北京市支部批准先生入盟。自加入民盟之日起，先生就积极参加民盟的活动，关心国家的建设，并担任了民盟相关职务。1956年9月，先生受邀赴日内瓦，出席“国际会晤”第十一次大会，主题为“实际世界中的古今之争”，在大会上讲演一次，并在中国哲学史具体问题的讨论会上回答各国汉学家问题。会议期间，先生还参与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回国之后，先生专门在民盟中央座谈会报告西方国家思想界的最近状况，介绍西方思想界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后，先生年事已高，专心著述的同时，也关注着国家的新气象，参与相关活动。如1981年10月，中联部部长李一氓在和平门烤鸭店宴请波兰哲学家沙夫，先生应邀作陪。统战系统也经常请先生参加相关活动，并就相关问题征询先生意见，先生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改革都给予了关注，并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1987年，先生已92岁高龄，还出席了民盟北大哲学系小组会议。1989年，先生94岁，仍关注中国文化对于国家统一的意义。当年1月23日，先生应北大学生台湾研究会之请在《北大十名教授向台湾学界知识界拜年书》上签名。虽然晚年身体状况不佳，但若有海外亲朋或故交后人来信、来访，先生都积极接待。1990年9月2日，先生还专门往台北发唁电，吊唁钱穆先生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