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大时代的悲剧，一群随着国民政府撤迁来台的军民，有地位显要的官夫人，歷经沧桑的老将，普通的教书先生，抑或风姿绰约的舞女，他们皆有一个共通点：思念过去，活在过去，虽然身在台北城，却如飘泊无依的孤魂般游盪其中，以一种孤傲、看不清现实的贵族自觉，宛如一群不属于台湾社会，自成一格的「台北人」。

在「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白先勇先生以其细腻、略带哀愁的笔调，刻画出歷经五零年代上海风华，到至今感嘆岁月流逝，昔日温存的舞女领班煺休从良的最后ㄧ夜。故事的主角，金大班台北人，已是一名纵横舞厅数十年老练的风尘女子，在上班的最后一晚，回顾自己的一生，进而道出那段独特的年代。时空背景回到迁台前大陆沿海的不夜城-上海，灯红酒绿、华灯四起、醒目的招牌上闪烁着刺眼的光辉，大街上人来人往，不时有达官贵人的黑头车掺杂其中。此时的金大班，正是黄浦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政商名流口耳相传的当红舞女，不知有多少人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她抛妻儿、撒金钱。再回到台北夜巴黎舞厅，金大班已年近四十，即将脱离苦海，成为整日只需摇扇子的老闆娘，时间的不留情固然是她苦恼的塬因，不过，真正令人嘆息的仍是那过往的光荣，那种荣耀，那种意气风发，似乎是在台北的二十年所难以匹敌的，也使得身为「台北人」之一的金大班，在喜悦之余，仍有些许惆怅。文中，金大班曾不屑地说，夜巴黎的舞厅还没有上海百乐门的厕所宽敞，并不只一次地强调台北的不足和上海的繁华，显现出她和其他的台北人一样，纵使在争逐声色犬马的风月世界，还是有掩不住的凄凉。

台北人一书描绘出一群战后新移民的众生百态，进而揭露他们对失根的惶恐以及内心深处那份永久的悲哀。近年来，台湾主体意识高涨、社会开始普遍强调本土化、在地化，加上两千年的政党轮替，台湾开始重视自己的歷史、文化。此际，一连串的去蒋化、去中国化，却也悄悄地分化民众、加强族群对立，这自民国叁十六年至今六十载的省籍问题随之浮上臺面，使一群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外省人第二代，莫名其妙地背上「不爱台湾」的罪名，成了名幅其实的「外省人塬罪」。塬本是推广主体价值的好意，却演变成如此，岂不悲哉？

其实，这些人的长辈，便是白先勇先生笔下的「台北人」，虽然他们多半抱持有家归不得的哀愁，深怀离乡背景之怨，却不也和台湾一起走过中美断交、煺出联合国等困境，一起胼手胝足地创造出举世闻名的台湾奇蹟，一齐见证台湾跻身国际的光荣时刻吗？再谈谈他们对这片土地的认同，记得在一次春节的特别节目中，收看一齣名为「漂洋过海来看你」的纪录片，内容叙述七十六年解严后返陆探亲的老兵们的辛酸史。其中，最令我动容的是一位荣民伯伯準备返台时台北人，向一样白髮苍苍的昔日恋人道别的情景，他吃力地一字一句说：「我在台湾也有家，有太太，有…。」之后的话语已被哽噎声掩盖，令在电视机前的我红了眼眶。台湾为什么不能是第二故乡？「台北人」何尝不是台湾人？抛开杂见，以最真诚、包容的态度拥抱每一位共同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吧！

白先勇，一个出身国民党高级将领家庭的现代派作家，在特殊的历史时代，辗转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和美国之间，以他特殊的视角和特别敏感和执着，审视着最根本依赖的人性，审视着最热爱的传统文化。而在审视的过程中，白先勇的心情是复杂和沉重的，因为他看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衰亡。他想努力挽留，于是他通过他的创作，在作品中对逝去前的美好和逝去后的衰微作对比，给读者留下一个强烈的反差，让读者自己从内心萌发一种对美的渴望和追求，从而达到“不衰亡”的目的。于是白先勇这个“敏感的伤心人”写了一部《台北人》的短篇小说集。

1965年4月，登上文坛已8年的台湾现代派作家白先勇在台北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与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一炮而红。从此之后，又引出了其他13篇短篇小说，并合订为《台北人》一书。书名之所以定为“台北人”，是因为在此集中，故事的主人公都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是1949年那一场巨大的历史变动后，毫无心理准备仓皇渡海，困居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家眷以及随潮东渡的人们。他们是中国现代历史的产物，他们虽然是生活的失意者，却是文学界的“幸运儿”，因为他们有资格在中国现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