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被中华文明吸收融合；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文化分海陆两路进入中原，中华帝国依然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然而从更西的西方文明而来的基督教，却以极其另类的反叛、骄傲不驯的姿态，引起了士大夫们的恐慌，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冲突，最终引起一场让国人至今还感到羞辱的鸦片战争，也给这个古老迟暮的帝国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西学东渐是指明朝末年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输入的一个过程。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进入中国传教，标志着以“学术传教”的首次东学西渐正式开始，直到1775年。在近两百年的时间里，中西文化交流颇为壮观。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地理、水利、音乐、绘画等艺术大量传入中国。

那一时期，学习西学成为一种风气，明朝学界领袖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个个饱读西洋之书，于历学和算学特别用心。利玛窦曾经在一封书信中写到：“人们争相拉拢我们，有的刻印我们的作品，有的重印我们的书籍，有的撰述欧洲风土人情的书，有的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我们的意见。”清康熙帝特别喜爱西洋数学、音乐，上行下效所以不少八旗子弟也学习外语、演几何。

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了西方。英国著名的外交家马嘎尔尼在其日记中描述：“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制”。17至18世纪，“中国热”在欧洲长达百年之久。

1583年至1775年是一个中西会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段被人们遗忘、忽略的时期。当时双方戏台是平和的，关系是对等的，交流是积极的，只可惜因为一些偶然发生的重大事件，最终酿成了清初的一次大教案—“康熙历狱”。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是西方地圆说、五大洲说及欧洲文明起源与发展，深深地冲击并动摇了中国士大夫传统的夏夷观念及统治地位。早在春秋时期《孟子·滕文公上》一书上就有严格的夏夷之分与相互关系描写：“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我只听说过用中原的文明去改变蛮夷的，没听说过被蛮夷改变的。这种被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化优越感牢牢地支配者士大夫的观念和准则。

传教士带来的世界地图彻底颠覆了天圆地方的天下观念，当西洋科技“外夷小技”诱惑人心，当西洋历法优于传统历法，当天主教“盖欲扫灭中国贤圣教统”之时，我们可以想象到传教士们会受到多么强烈的攻击和排斥。

传教士利玛窦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这样写道：“我们通常称呼这个国家为中国或中华，之所以叫这个名称是因为中国人认为天圆地方，而中国则位于这块平原的中央。”因此，他像中国士人展示世界地图时，不得不做出修改。“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的两边个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恐怕利玛窦自己都想不到的是，我们今天仍然沿用着这一修改后的中国化“世界地图”。

利玛窦在书中写到士大夫对西学的看法：“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用这个词称呼他们。他们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语汇也和野兽一样。”

清初反西学人士杨光先在《不得已》一书中，反驳汤若望提出的西方地圆说时写道：“果大地如圆球，则四旁与下之国土洼处置之海水，不知何故得以不倾？”如果地球是圆的，海水怎么可能不掉下来？最后还讽刺汤若望：“则西洋皆为鱼鳖，而若望不得为人已”。因处在水中，不说说他们是野兽，只能说鱼鳖，而鱼鳖比野兽更低级。

1707年，由罗马教廷发难的因礼仪之争引发与儒家传统的士大夫激烈的矛盾，达至无法调和的矛盾。康熙针锋相对，对凡不尊重中国风俗的西方传教士一概驱逐，解送澳门。1775年，在华耶稣会接到罗马教廷命令正式解散。这标志着欧洲天主教长达近两百年之久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的努力结束，也意味着明清之际西方文化大规模输入中国的终结。

当时的社会精英们并非追寻美好的社会制度，探索理想的发展之路，以超越历史与传统。而是保持着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平衡、坚定，如何因循过去的推力与惯性维护旧有的传统模式。东渐的西学如一闪即逝的星星之火，对中国传统社会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历史，又回到了起点，甚至有些倒退。直到列强用枪炮敲开国门，世人才恍然大悟，后悔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