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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_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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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

戴逸

戴逸,男,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研究生毕业。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教授、清史研究所所长、历史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议组成员,北京市历史学会第四、五届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第三届副主任。1986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範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专于清史、中国近现代史。2011年4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2013年12月17日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基本介绍

  • 中文名:戴逸
  • 别名:戴秉衡
  • 国籍:中国
  • 出生地:江苏常熟
  • 出生日期:1926年9月
  • 职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历史系
  • 信仰:共产主义
  • 主要成就: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
  • 代表作品:《乾隆帝及其时代》《简明清史》《戴逸自选集》

人物经历

戴逸,原名戴秉衡,1926年9月出生江苏常熟人。
戴逸戴逸
早年就学于苏州中学、常熟中学,1944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1946年又重新考入北京大学史学系。就学期间,投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1947年加入民青,当选为北大学生自治会理事,又参加进步社团南北社、孑民图书馆。
1948年被国民党政府通缉,为躲避政治迫害,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离开北大,前往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一部十七班学习,年底转入一部政治研究室工作。
全国解放后,华北大学进入北京并改为中国人民大学,在学校任教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从事中共党史的教学和研究,编写了《中国抗战史演义》一书,通俗地介绍了八年抗战的历史。
1952年,调往新组建的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并着手编写了《中国近代史稿》和《北洋海军》等书。
1955年,被提升为副教授,兼任吴玉章校长的学术秘书,后又担任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
1959年,曾参加全国群英会。
1960年,因在越南综合大学授课,越南政府授予胡志明勋章。
1961年,被推举为高教战线先进工作者。
1965年,清史编纂委员会成立,时年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
十年动乱期间,被下放到江西余江县“五七”干校劳动,直到1973年返回北京。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停办,他和一部分同志拨归北京师範大学,在这期间,完成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
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后,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评定为教授。
1980年和1984年,主编《简明清史》,1985年获吴玉章科研奖。
1982年,任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博士生导师。
1986年,因在清史所培养了一批清史研究的骨干,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範、人民教师。
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89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馆长。
1992年,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
1994年,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并因长期从事教育事业,为人师表、兢兢业业,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而获得香港柏宁顿金球奖。
戴逸
1995年,获北京市社科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1996年,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2002年8月,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他说:“能够为此尽绵薄之力,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2011年4月14,戴逸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并参加了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的仪式和座谈。
2013年12月17日,经专家提名、工作小组初选、遴选委员会遴选和基金委员会投票通过,戴逸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奖金100万元人民币。
2015年9月10日,戴逸教授90寿辰,中国人民大学举办“戴逸与清史研究”学术座谈会,探讨戴逸先生在史学界特别是对清史学科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共商推动清史学科在中国人民大学乃至全国的发展之计。

人物成就

抗战史研究
《中国抗战史演义》作于1951年,在全国刚刚解放,不少人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不甚了解的情况下,这本普及型读物发挥了很好的社会效益。
近代史研究
戴逸的《中国近代史稿》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先从思想理论角度写历史的近代史着作,叙述了一个个历史运动,以及运动的产生和失败的原因。在书中,戴逸运用马克思主义和唯物史观,对两次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结构严谨、论证缜密,贴紧时代发展脉络,关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的重大课题,为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更加便捷、顺畅、合理提供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戴逸
清史研究
从1978年起,戴逸用7年时间主持编写了70余万字的《简明清史》,摸清了清代历史的主要线索;在《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戴逸利用中、俄双方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献,再现了条约谈判的全过程,为中国政府处理中苏边境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参考和备要,其重要性在于以崭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中国研究清朝边疆史的先河。
清史编纂
2003年1月28日,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在纂修工作中实事求是,尊重历史,既还原历史真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学术创新:既要理清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又要联繫世界历史的发展。以史实为依据,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避免主观臆断。要使新《清史》成为一部观点鲜明、内客充实、史料丰富、文笔生动的高水平的史书,儘量使思想性与学术性达到完美统一,使新《清史》成为传世佳作。并在编纂新《清史》工作中,注重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清史专家。
教育
在戴逸担任博士生导师期间,他以教书育人为己任,培养了30名博士,其他的学生不计其数,人们称之“戴公桃李满天下”,其中不少已成为着名的清史研究专家。他为清史研究作出了卓着的贡献,先后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範、人民教师奖章、吴玉章奖章和香港柏宇顿中国教育基金会首届金球奖等荣誉。
戴逸

主要着作

着作

《清代人物传稿》
戴逸、林言椒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履霜集》
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
戴逸、 罗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乾隆帝及其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二十六史大辞典》
戴逸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繁露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语冰集》
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211”工程清史子项目,辽海出版社
《清通鉴》
戴逸、李文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清史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年
戴逸

论文

故宫巡礼(以戴秉衡为名发表)
天津大公报,1947
拆穿奥斯汀的谎话
8000,人民日报,1950.12.14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4000,人民中国,1955.13期
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2000,人民日报,1959.4.11
惊涛骇浪激动人心
2000,光明日报,1960.11.12
关于同文馆的争论
3000,光明日报,1962.8.23
写农民的历史为农民写历史
10000,历史研究,1965
论康熙
16000,北师大学报
实事求是勇于创新
6000,历史研究,1978.8
阶级斗争、农民战争不是推进历史的唯一动力
1000,人民日报,1980.1.11
古籍整理的五点建议
3000,《文献》第十辑,1981.12
巨大的支持英明的预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中国革命的教导
12000,《北京史苑》1期,1983.12
介绍一种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资料——日记
1000,在西德汉学家会议上
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
14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第1期
研究北京文化史的重要意义
1000,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荣庆其人与荣庆日记(与孔祥吉合作)
8000,清史研究通讯,1987年第3期
历史科学和社会功能
2500,1989年历史学年鉴,1990.7
乾隆朝的水灾与赈济
3000,光明日报,1991.9.1
避暑山庄与康乾盛世
6000,山庄研究,1994.8
戊戌变法时翁同和罢官原由辩析
13000,故宫博物院院刊建院70周年纪念特刊,1995.10
我看张之洞
3000,河北师院学报,1997年第3期
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英文)
10000,中国社会科学,2000第1期
读《清史稿》的修纂及其缺陷
7000,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编纂清史的缘起与编纂初想
社会科学战线,2003第2期

社会任职

戴逸曾担任中国史学会会长(第四届、第五届)、东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北京满文书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古籍规划小组成员。
戴逸
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博士生导师、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北京市社科联副主席和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人物故事

顽劣学童

戴逸国小时不好说话,不愿交往,但不爱读正课,从不好好阅读课本,却爱好各种游艺,读各种小说、连环画。因此成绩劣等,功课好几门不及格,国小几乎未能毕业,幸而学校网开一面,给班两个最差的学生“奉送”毕业。毕业典礼那天,戴逸知道自己不能毕业,在家中躺在一张藤床上,发闷犯愁。忽然,另一位与戴逸同班不能毕业的劣等生,飞步进入戴逸家,高兴地大喊“戴秉衡,快走。快走。学校去,今天典礼会上宣布要发给毕业证书,也能毕业了。”戴逸听了自然喜出望外,赶紧去学校,果然拿到了毕业证书。 毕业是毕业了,但下一步考国中又是个难关,报考县立中学,发榜的那天,戴逸父亲去看榜。回家来脸色阴沉,不言不语,戴逸情知不妙,连羞带怕,躲到亲戚家去了。

转变进步

中学没考上,偏偏这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开始了抗战,家庭逃难到了上海。戴逸的两个姐姐进了“苏女师”读书,每天晚上都在家複习功课。天长日久,戴逸心底逐渐升腾起渴望上学的强烈愿望。第二年夏天戴逸考上了苏州中学(因抗战迁至上海租界,校址在四马路外滩)。因成绩很差,只是个备取生,候补正取名额。戴逸是备取生,不能和正取生坐在一起,只能坐在最后。正取生是按高矮排列的,有两位最年长的正取生长得最高,学习成绩最佳,且品行端正,坐在最后排,和戴逸这个矮小年幼且成绩不佳的备取生坐在一起。日子久了,三个人成了最亲密的学侣,他们的学习、谈吐、品行时刻影响戴逸,戴逸的学业成绩突飞猛进。从此戴逸国中和高中的成绩稳步上升,摘掉劣等生的帽子而成为班上优等生。

北大因缘

1944年高中毕业后,喜爱文科的戴逸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铁路管理系,这是因为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学校都迁往内地,没有一所像样的文科学校。大二年级时,恰逢北京大学借用交大考场招生,戴逸报名投考北京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发榜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戴逸毅然决然放弃交大学籍,投奔北京大学,跨进心仪已久的历史系门槛,选择了终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的道路。
戴逸
来到北大史学系后,一次,戴逸突患盲肠炎,盲肠穿孔,腹中大量积脓,然而校医院却要先交钱,才接收治疗。郑天挺接到同学急电后,当即通知医院接收戴逸,并免费为他治疗。戴逸在医院躺了40天,方才转危为安,出院后,郑天挺还给了他一笔生活费。戴逸说:“当时我马上就要死掉了,郑先生如果没有打这个电话,就没有戴逸这个人了。”
1948年,戴逸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逮捕,带到特种刑事法庭接受当局审讯。胡适得到讯息,赶忙写了一封信,跟对方说“这是个好学生,跟共产党没有关係,我可以保证,我保释他”。由于胡适当时在国民党里的声望,戴逸带着一个“保释在外,听候传信”的处理意见,被放了出来。由于时局危急,戴逸未敢久留,通过地下党迅速离开北京。
在北大期间,戴逸是蒐集进步书籍的孑民图书馆的总干事,有一天,他听说吴晗有几本这样的书,于是直接上门索要。吴晗搞不清面前这个突然前来的年轻人的底细,自然一口回绝。被拒绝了的戴逸却没有走,彼时他已读完吴晗的《朱元璋传》,更在攻读332卷的《明史》,如今面对明史专家,自然不能放过当面探讨的机会。一番交流之后,吴晗对戴逸的历史功底刮目相看。这一面之交,让吴晗对这个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人物评价

戴逸教授现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是中国当代少有的兼通清代前后期历史的清史大家,无论是以其个人学术成果开拓重要研究领域,还是以其声望与影响推动中国清代历史研究的发展,他都卓有建树。(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遴选委员会)
戴逸
戴逸先生和张卓元先生心怀祖国,言传身教,桃李满天下,取得了一系列优秀成果;他们几十年如一日,始终保持对学术的热爱和追求,不追风,不赶潮,独立思考,令人敬佩,令人感动;(国务院副总理 马 凯)
戴逸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前所长 罗明教授)
戴逸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 王俊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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