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前，人民军队长期处于战争环境，残酷的斗争使各部队必须独立自主，各自为战。在统一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指挥、制度、编制、纪律都是根据当时当地战争环境需要制定的。当时，各大战略区都有自己的条令，这在战争年代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横空出世，中国人民解放军结束游击状态，转入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而在新征程中，是完全自己摸索还是积极学习外军，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早在1949年6月，毛泽东在著名政论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代表中国共产党郑重宣布：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将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掷地有声地说：“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要实现正规化、现代化，必须向苏联军队学习。

　　在此过程中，毛泽东非常重视苏联建军经验，积极争取苏联军事顾问（亦称专家）援华，同时又积极强调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

　　一、毛泽东延请苏联军事顾问援华

　　早在1949年8月1日，根据毛泽东指示，四野名将刘亚楼（拟任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员）远赴苏联，商谈购买飞机、聘请苏军顾问帮助人民解放军开办航校等问题。在毛泽东全程关注下，中苏两军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苏联帮助人民解放军创办6所航空学校，出售各型飞机434架，相继派出空军顾问878名来华工作。诚如《彭德怀传》所言：“新中国建立后，军队从苏联购买飞机组建航空学校，聘请一些苏联顾问帮助训练。从那时起，便有了军队干部同苏联顾问的关系问题。”

　　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圆满结束访苏之行，踏上归国旅途。根据毛泽东要求，苏联派出各部门顾问220人（包括军事顾问）及总负责人柯瓦略夫（一译柯瓦廖夫）同行，于25日到达沈阳。他们是最早奔赴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又称军事专家）。柯瓦略夫前往北京，受到毛泽东热情接待，两人相谈甚欢，毛泽东一度呼之为“柯兄”。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留影。

　　根据《徐向前传》记载，“自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军就在苏联顾问的帮助下，开始组建空军、海军。”也可以说，苏联军事顾问正式开展援华工作，大约就是自1949年11月起。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军委聘请了几批苏联专家到各军兵种担任顾问。”（见《陈锡联回忆录》）

　　另外，中央军委各总部也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比如：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加强总参谋部建设，聘请了顾问尼哥尔斯基等；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1950年开始，总政和总干都聘请了苏联顾问。”（见《罗荣桓传》）

　　建国之初，苏联军事顾问能活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态度积极自是首要原因。

　　1950年5月6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电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事涉军事订货与聘请空军顾问，就提及毛泽东两次致电斯大林，要求派军事顾问援华：

　　◆1949年8月，刘亚楼（右二）赴苏联商谈期间在莫斯科留影。

　　空军新订货单内（4月13日）所谓顾问43名，是与柯托夫中将顾问商量好，为5月间毕业的一批飞行员所能编成的3个空军团、1个师指挥机构、3个技术服务队所需要的。估计到我军干部完全没有指挥空军的经验，因此，这批顾问实为需要。另外，2月11日毛主席致斯大林信中所请顾问12名，其中5名是空军司令部所需的，另7名是为组织全国气象勤务所需的。另外，2月15日毛主席致斯大林的订货单中所请顾问205名，其中164名是用来扩大航空学校使用的，41名是用来组织空军陆战师使用的，这205名顾问2月间曾经苏联军事部审查过，并认为是需要的。现在扩大学校的学生已经集中，组织空军陆战师的部队正在集中，因此这205名顾问需要催他迅速派来。

　　1950年7月20日，事涉中国空军混成旅改装（喷气式飞机）训练问题，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又一次请求苏联派出军事顾问：

　　为了及时实现拟定的改换飞机训练计划，需要建立一个能容纳60个人学习的训练机构，并供给这个机构以教练用的飞机、器材、模型、挂图和最低限度必需数量的训练指导员及教员。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提议派遣我国空军司令部的代表1人和空军顾问长空军少将普鲁特可夫同到莫斯科一趟。

　　聘请苏联军事顾问，开始并没有计划，而是根据需要随时同苏联方面商定。苏军在华的顾问，每年保持在1000人左右，个别年份略高一些，他们主要分布在机关院校。苏军顾问的任期一般为1年至2年，个别短则几个月，长则四五年。他们集中在空军、海军，总部及陆军部队相对少一些。当时，中苏两党两军经过协商，决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设总军事顾问，在各军种、兵种、大军区分别设首席军事顾问。

　　二、毛泽东重视苏联军事顾问意见

　　对于苏联军事顾问的专业素养，毛泽东是充分认可的，故能从谏如流。

　　1949年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转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副司令员常乾坤、副政治委员王弼、参谋长王秉璋报告：根据苏联航空专家在国内侦察太原、石家庄、保定、济南等各机场的所获情况及专家的意见，认为太原、石家庄办航空学校不适宜，北京、济南、保定三个地点办航空学校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缺点。济南的缺点是安全性没有十分把握。保定机场条件不错，缺点是房屋条件较差。北京南苑办一个学校目前很好，但在将来军航、民航进一步发展时，也可能感觉有点拥挤。聂荣臻的转呈报告说：航校还有两校地址未确定，现苏联专家意见拟在济南和北京南苑各设一校，请速确定以便筹划一切。当日，毛泽东作出批复：“同意苏联专家的意见，在北京、济南两处办两个空军学校。”

　　1949年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感谢你欢迎我到莫斯科去。我准备于12月初旬动身。”“同时请你允许柯瓦略夫同志与我一道同去。他已对苏联专家的工作作了安排，他去不会影响工作。”毛泽东希望柯瓦略夫陪同赴苏，目的是提供专业意见以争取苏联援助，这自是对苏联顾问专业素养的充分认可。

　　1952年8月27日，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顾问柯托夫呈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列举了当年1月1日至8月1日中国空军所发生的飞行事故的严重情况，分析了造成这些事故的基本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消除中国空军飞行事故的具体措施建议。这些建议包括：统一各级领导干部对飞行事故的认识、加强军队和飞行纪律、拟定对事故责任者给予应得的处分等12条。9月2日，毛泽东欣然批示：

　　完全同意这个建议，由聂总参谋长（笔者注：聂荣臻，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组织实施。

　　1952年12月26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给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呈上关于检查同苏联顾问关系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谈到，苏联顾问建议，迅速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兵役机构，不建立就不能实行兵役法，兵役机构应在兵役法颁布的前一年建立。聂荣臻将这份报告呈送毛泽东，毛泽东深以苏联顾问意见为然。于12月28日指示——

　　彭（笔者注：彭德怀，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请在军委例会上讨论一下此件中所提的建立兵役机构问题，如果后年实行征兵制，则明年应建立兵役机构。

　　三、毛泽东关注苏联军事顾问地位

　　20世纪50年代，中国军队在学习苏联经验问题上，存在着一个争端，就是“学不学”和“怎样学”的问题。关于“学不学”，毛泽东的态度一以贯之：学！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给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集中体现了他的态度：

　　军事工程学院陈（赓）院长和全体教授、助教、学员、工作人员同志们：

　　当你们开学的时候，我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在此时机，我并向热诚帮助我们计划和创办这个学院的苏联政府、苏联顾问表示衷心的感谢！

　　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在学习上应该是虚心诚恳，不要学到一点就自满和骄傲。

　　正是因为强调向苏联学习，毛泽东非常关注苏联军事顾问地位。

　　◆上世纪50年代，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苏联顾问团全体成员合影。

　　1952年11月4日，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杨成武上呈毛泽东并军委总参谋部关于同华北军区苏联顾问团进行交谈的情况报告。11月7日，毛泽东批给周恩来：

　　此件可转各处参考，并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

　　同年11月11日，在中央军委关于苏联顾问参加部队各该级党委会议给杨成武并告各大军区等的电报稿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

　　凡有苏联顾问之单位，务必彻底解决干部中是否全心全意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问题，凡不虚心学习者应受到批评。

　　12月9日，根据毛泽东上述“要各处均照此作出检查报告”的指示，时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萧克率先上呈关于军训部两年来与苏联顾问合作问题的总结报告，总结了军训部团结苏联顾问的成功做法：加强对干部的思想领导，“使其深刻认识苏联军事科学的优越性”；关于带方针性的问题和组织问题，苏联顾问提出后，领导上必须结合着实际情况多加考虑；经常注意有系统地向顾问介绍部队训练情况与我们的工作情况；与顾问合作应诚恳、坦白、热情。

　　12月14日，毛泽东阅悉，认可军训部做法，郑重批示军队各单位“参考”军训部做法，“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

　　请将此件发军委各部门及各大军区、志愿军、各军事学校、各兵团参考，凡有顾问者一律作出和顾问关系的检讨，改善我们和顾问的关系，认真地学习苏联的军事科学。

　　◆1951年，刘伯承（前排右二）等南京军事学院领导与苏联顾问合影。

　　1952年12月27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干部部副部长赖传珠、徐立清上呈关于检查和苏联顾问关系问题给彭德怀并报毛泽东的报告。报告说：总干部部遵照毛主席今年10月20日指示，于12月8日召开了本部各部长及有关处长座谈会，征求苏联顾问对我们工作的意见。我们在会上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顾问表示很满意，并对我们干部工作的成绩、缺点和今后工作谈了不少意见。我们认为这些意见很好，可以作为我们今后改进工作的方向。报告还说：一年多来，我们同顾问的关系是比较好的，重要工作都是主动找顾问商量，重视学习苏联的经验。在工作态度上相互之间都是诚恳的，如有不同的意见，都是提出商量或予以解释。“我们认为，我军干部机关是新建的组织，缺乏整个经验，向顾问学习苏军干部工作经验是基本的，否则不能前进。”

　　12月28日，毛泽东阅悉这个报告，非常欣赏总干部部的做法，批示：

　　这个报告可发军委各部门、各大军区和军事学校（有顾问的）首长们参考。

　　希望各部门都照这样正确地对待自己的顾问同志。

　　四、毛泽东始终强调保持光荣传统

　　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以弱胜强，在艰难缔造过程中诞生了许多光荣传统，如“党支部建在连上”，各级军政主官均为同级首长。苏联军事顾问不以为然，主张解放军应该学习苏军的“一长制”。所谓“一长制”，就是“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1953年上半年，由于苏联顾问的反复提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曾一度设想和准备在军队中实行‘一长制’。在一次军委例会上，他提出军队团以上的政治部（处）可以不设政治部（处）主任一职，其职务由该级政治委员兼任，以便抽出一批政治工作干部培养为军事指挥员。并且将这个建议作为军委决定通知全军实施。”同年4月中旬，军委审查《内务条令》修改稿时，彭德怀把有关营教导员和连指导员的职责全部删去，也表现出他准备首先在营、连两级试行“一长制”的想法。5月，正式颁发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的《内务条令》中规定，“只有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是首长。在坦克连队中，坦克里没有连指导员的位置。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见《罗荣桓传》）这时，毛泽东、罗荣桓表示不同意见，罗向彭当面陈词。“1953年夏季，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看望他，他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见《罗荣桓传》）

　　“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罗荣桓讲得很有道理，从而更增强了在实行三大制度时，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党委制、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决心。”（见《彭德怀传》）在这件事上，出面的是罗荣桓，把关定调的是毛泽东。

　　◆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同萧劲光大将(前排左一)、许光达大将（左二）和刘亚楼上将(左三)在一起交谈。

　　1958年6月29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主题“反对教条主义”）小组长座谈会，在讲话中委婉批评苏联顾问，强调学习苏联要坚持“以我为主”，保持光荣传统：

　　有些人提出，苏联顾问看我们不抄他们的就提意见或者不高兴。那么我们可以问这些同志，你们抄不抄中国的？他们说不抄。我们就可以说，你们不抄，我们也不抄。

　　……要以我为主，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同时要研究敌情、友情，过去我们就是研究敌友我情况的。……目前，苏联顾问搞的作战计划、想定等，都是进攻的，都是胜仗，没有防御，没有打败仗的，这是不合乎实际情况的。有些人说，总结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是经验主义。要知道朝鲜战争是个大战，我们打败了美帝国主义，获得了宝贵经验，一定要总结。

　　关于学习苏联，对内讲批判地学习，为了不引起误会，对外还是讲有分析地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能吃现成饭，吃现成饭是要打败仗的。这一点要同苏联同志讲清楚。学习苏联，过去学，今天学，将来也学习，但学习要和我们具体情况相结合。要同他们讲，我们学你们的，你们又是学哪里的呢？为什么我们不能独创？

　　◆1958年7月，赫鲁晓夫访问中国，访问期间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中苏关系等问题。

　　同年7月22日，毛泽东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公开地集中地谈了苏联顾问的不足，认为他们有损解放军光荣传统：

　　军事学院有个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22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3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要的话。

　　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

　　尾声：历史的遗憾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7月25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7月28日到9月1日期间全部撤走。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1300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200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7月30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见《毛泽东传》）苏联政府撤走专家（顾问）、不“顾”不“问”的举动，重挫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

　　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同由中央委员会主席迪·努·艾地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时，掷地有声地说：“苏联把专家撤走，撕毁了合同，这对我们有好处。我们没办法，就靠自己，靠自己两只手。后来苏联又后悔了，想再派专家来，要同我们做生意，我们不干。他们再派专家来，有朝一日他们又要撤走专家，撕毁合同。他们已经失去了我们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