缘奇科普-奇怪的知识又增加了

困难重重的日本职场女性:剥削、精神霸凌、临

原创版权 燕京书评作者: 字体大小选择: [ ]

  严苛的职场要求和不景气的经济,被天然赋予的母职角色,让日本女性在职场上举步维艰。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大的工作压力、越来越临时性的工作、为了房租成为性工作者、大量的霸凌和歧视,充斥在日本女性的工作中。

  阿里陪酒事件爆发后,女性在职场上的处境受到关注,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关注和讨论。在邻国日本,女性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2019年日本女星石川优实在网络上#KuToo 运动,要求日本政府禁止企业强制女性员工穿着高跟鞋工作。即便搞得轰轰烈烈,最终日本政府还是拒绝了这一动议。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Takumi Nemoto)称,要求女性在工作场所穿高跟鞋并坚持这种着装标准是必要的。

  在日本职场中,越来越多的女性只能以临时工的身份工作,甚至需要顶替残障人士。即便成为正式员工,将会承受更大的精神霸凌和压力。成年女性若想独立生活困难重重,职权骚扰、疾病和人际关系问题都会成为导火索,令女性们的境遇一路下滑。对青年女性来说,如果没有可靠的家人做安全网,留给她们的就只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这一条路。

  新星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日本贫困女子》一书,经出版社授权,特摘录其中一章发表,在此感谢。

 

  《日本贫困女子》

  [日]饭岛裕子著,吕灵芝译

  新星出版社2021年5月版

  ▌工作到倒下的女性们

  2008年,和民食品餐饮服务公司的一名26岁女性正式员工入职两个月后因过劳自杀。此事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经调查发现,该员工几乎没有接受入职培训就被分配到店铺,负责厨房的部分事务。她下午3点开店前必须到店,一直工作到凌晨3点以后,周末忙的时候甚至要到早上5点,每月加班时间高达140个小时,远远超过了80个小时的过劳死认定基准。此外,打着志愿者旗号进行的无偿劳动和早间研习也非常多,几乎没有时间休息。劳动基准监督署将这一事件定性为过劳自杀,死者家属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到2015年年末,公司以支付1.3亿日元和采取措施防止同类事件再次发生为条件与家属达成和解。

  不仅是她,2009年,备受年轻人欢迎的时装厂商十字公司(现更名为条纹国际)也发生了女应届毕业生入职后仅5个月就被指派为店铺负责人,后因过劳和压力死亡的事件,并获得劳动事故认定。

  曾经,过劳死和过劳自杀被视为拼命工作的男性职员的象征,似乎与青年女性无缘。她们是怎么被逼到自杀地步的?

  “没日没夜地干活,身心俱疲之后得了抑郁症⋯⋯”以青年为中心展开劳动咨询的NPO法人POSSE每年都会接到超过1000件这样的咨询。经统计发现,男性与女性在咨询数量和内容上几乎没有差别。

  据POSSE的工作人员透露:“咨询最多的就是长时间劳动和没拿到加班费,这点不分男女。”不断有人由于过劳而陷入抑郁,因找不到人倾诉,只能打电话给他们。

  谷由贵子女士(28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中型企业。由于大学入学较晚,谷女士找工作时吃了不少苦,最终获得正式员工的内定。她在公司附近租到一间公寓,正准备意气风发地展开工作,没想到等待她的却是一份疑似黑心企业的雇佣协议。

  她在完成试用期,准备在雇佣协议上签字时,才发现薪金里有固定加班费这一项。所谓固定加班费,就是事先设定好加班费用,即使加班时间超过设定值,也不再另行支付。这是黑心企业为了控制人工成本,掩盖长时间劳动常用的手段。

  谷女士为了维持独居生活,一开始被企业提出的“月薪20万日元起”吸引,最后却发现里面包含了每月固定加班60个小时的6万日元加班费。扣除税金和退休准备金等费用,到手只剩下15万日元左右。尽管她发现这跟开始说的不一样,但是已经无法回头,只得在协议上签字。

  试用期结束后,谷女士被分配到了需要接电话到深夜的客服中心。到岗后,她开始了日均12个小时的长时间工作。此外,公司还以谷女士住得近可以步行上班为由,频繁给她深夜排班。

  谷女士第一次联系POSSE时,还能条理清晰地说出自己的处境,可是过一段时间再打过来的时候,一开口就是哭腔,感觉精神已经被逼到了崩溃边缘。她还提到自己包里不知不觉出现了图书馆借来的书,桌上也会莫名其妙地冒出一瓶蘸面汁⋯⋯这些虽然都有小票,可她完全不记得,她害怕极了。(POSSE工作人员)

  后来,谷女士的精神状况最终严重到无法上班,不得不中止工作去医院接受治疗。难道在情况恶化之前,她没有想过办法吗?为了工作刚刚搬到一个新地方的她,既没有倾诉的对象,又不能依赖独自将她抚养成人的母亲;因为连续的深夜排班,她还没有时间和体力寻找新的工作。想起之前迟迟没拿到offer的毕业季,很难想象自己能轻易找到下一份工作。四面楚歌之下,她怎敢提出辞职?

 

  曾著有《黑箱》一书揭露替日本职场性侵的伊藤诗织

  ▌压榨新人的黑心企业

  每次与二三十岁的女性交谈,我都会惊讶于竟有这么多人在黑心企业工作过。“黑心企业”这个词已经在全社会普及,是指强迫员工从事过度劳动,危害劳动者身心的企业。从狭义上说,主要指大量招聘青年员工,通过长时间劳动使其不堪重负、不得不离职的企业,新兴产业中尤其多。

  上述组织POSSE的代表今野晴贵在《黑心企业》(文春新书,2012年)中提到:黑心企业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筛选型”,员工入职后强迫其加班,从而筛选能够忍耐长时间劳动的顺从者。另一种是“即抛型”,以员工很快就会离职为前提,强迫其在严苛的条件下工作。

  小田由纪女士(28岁),大学毕业后被一家大型通信企业录用,进入没有调动的地区限定型行政岗位。那家企业就是典型的“筛选型”黑心企业。该企业在全国各地录用的新员工约有200人,其中大多数在入职几年后辞职。

  正式入职前的试用期就堪称斯巴达了。公司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背诵社训和社歌,背不下来就当众痛骂。上面的人说:“设置试用期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个性。”有的人甚至在集训中途就逃走了。

  虽然每月薪金有20万日元,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那份薪金里包含了每月45小时的加班费。她被分配到营业部门后,就开始了每天超过12个小时的长时间工作。

  我负责的是电话营销。公司规定了很夸张的营业额目标,我不得不休息日也来上班,拼命打电话,但是根本完不成任务⋯⋯感觉周围的员工都在拼命完成自己的任务,谁都没时间来教我。我到岗一个月后,公司就发出了调动令——实际上就是裁员。

  公司虽然发出了调动通知,但并没有定下调动地点,小田女士只能在家里等进一步通知。

  那段时间被视作缺勤,工资也没有足额发放。我等了一个月,公司还是没有任何通知,我这才反应过来他们不要我了,便在7月末办了离职。那份工作是我毕业后找了一年才找到的,我也很想一直做下去,只是如果继续下去,我的精神可能会出问题。

  独自居住在地方的小田女士马上开始寻找下一份工作,但是情况并不理想。

  很多人都把入职3个月就离职和忍耐性不强、过于任性挂钩,所以和我有类似境遇的人很难找工作。

  像小田女士这样大学毕业后很快就离职的还有很多,他们都被称为“第二应届生”。虽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企业积极录用这些群体,但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像小田女士居住的地方城市工作岗位本来就不多,就更别提“第二应届生”转职市场的确立了。于是,小田女士决定到母校的就业办公室询问是否有适合她的岗位。没想到,听完小田女士的情况,就业办公室职员的回答令她大吃一惊。

  那个人说:“还有几个人也是没干多久就离职了,我一直觉得那家公司有问题。”我很惊讶,既然他们知道,为什么不在我们入职前说呢?在我东奔西跑找工作的时候,是就业办公室把那家公司介绍给我的,还说学校每年都有几个毕业生入职。⋯⋯

  小田女士又找了几个月后,存款耗尽,不得不回到父母家。

  我家在更偏远的地方,根本没有工作机会,只能做些短期兼职。当时我每周当几天文员临时工,晚上则在饭馆打工。我想攒钱到大城市去,可是临时工的时薪很低,地方又偏,汽油钱是一大笔开销。父母供我读到了大学,我却只能在老家打零工,我羞愧极了,难受极了。

 

  要求在日本女性在工作场合不穿高跟鞋的#kutoo 运动

  ▌一路下滑

  当发现入职的公司是黑心企业时,当意识到继续这份工作会使身心受到严重损害时,能否毅然辞职很关键。如果有父母或存款这样的“安全网”还好说,如果是独居,没有可以提供经济支持的家人,境况就会直线下滑。

  田口由纪子女士(34岁),在遭遇职权骚扰被解雇后,一直找不到工作,一度被逼到领取低保的地步。

  从艺术大学毕业后,田口女士一边打零工一边积累舞台经验,并在30岁那年成为正式员工。她工作的地方是一家小型福利相关企业,但是事务所没有打卡制度,也没有加班费这一说。

  每次我打算准时下班的时候,上面就会突然推过来一大堆工作。比如把社长持有的名片按照五十音顺序录入。一旦惹恼了老板,他就会甩给我一句“你不用来了”。就这样,公司在不断地用新人顶替老员工。

  田口女士在一次反驳后,第二天就被逼写下了辞职信。

  我知道迟早会轮到自己,就提前找了个以个人身份加入的工会,然后以公司没有发出解雇预告通知为由进行抗争,最后得到了一笔赔偿金。

  虽说有工会协助,但与唯我独尊的老板争论解雇问题还是让田口女士身心俱疲。然而她并没有时间休息,她必须马上开始找新的工作,3个月后,她被一家医院录用为前台。

  我去了之后是正式员工,待遇也不错。要负责前台接待,可是到了晚上人手不足的时候,上面还会让我查看患者的输液情况,还得调配药剂⋯⋯那些明显是医疗行为。我越来越害怕,很担心发生什么事,就去问了一位药剂师朋友。朋友告诉我:“很明显那是违法的,最好在出问题前马上辞职。”

  于是,田口女士再次通过HELLO WORK重新寻找工作,然而迟迟没有结果。

  后来我连生活费都不够用了,便开始寻找日结的工作,最后做起了临时派遣。但是派遣公司的支付窗口每天都变。

  田口女士住在东京郊外,每天5点起床,花将近两个小时前往千叶站等班车,然后在商品配送厂一直工作到傍晚5点,有时光是领取薪水就得坐车去横滨,而且交通费全部自理,她当然想避免这种情况,然而,她并没有其他选择。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母亲和弟弟同住,经济上没法依赖他们。所以,我现在就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连找工作的时间都没有。前段时间,政府推荐我申请生活保障,我就申请了短期的,不够的部分再用临时派遣来补。我当时一下就放心了,这样能勉强撑过今年,那种感觉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

  现在,田口女士退出了生活保障金申领,正在某公共组织当派遣工。

  我在十几家公司做了登记,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虽然将来还是没有保障,现在的生活也捉襟见肘,不过这家公司同事关系很融洽,我已经很知足了。

  在日本,成年女性若想独立生活困难重重,职权骚扰、疾病和人际关系问题都会成为导火索,令女性们的境遇一路下滑。对青年女性来说,如果没有可靠的家人做安全网,留给她们的就只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这一条路。

 

  日本职场女性

  ▌为付房租而上门卖淫

  川内夕实女士(27岁),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时装公司做正式员工。川内小姐本来就喜欢时装,满怀期待入了职,但是分配店铺后,马上遭到了上司的职权骚扰。

  那是来自女性前辈的骚扰。她时时刻刻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如果营业额上不去就会破口大骂。我的精神被逼到了崩溃的临界点,刚入职两个月就辞职了。

  川内女士出生于四国地区,从关西的大学毕业后,不顾母亲叫她回乡的要求,坚持来东京工作。

  因为父母很严格,我一直都有回到家乡就要完蛋的警惕性。辞职后我恨不得马上找到下一份工作,可是心情一直难以平复,迟迟没付诸行动。

  来东京时借钱支付的租房押金和礼金[1],又购买了一系列生活用品,川内女士很快就陷入了经济困境。

  就算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也要交房租和水电费,结果我的账单越积越多。再这样下去,电和煤气就会被停掉,房子也不让住了,我只能匆匆忙忙开始找工作。

  可是,只靠零工来支付房租、返还欠款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就算运气好找到了正式工作,也要一个多月后才能拿到薪水。

  当时我注意到了陪酒女和上门卖淫这种色情服务工作。一般来说陪酒女的门槛比较低,可是我刚在全是女人的时装类工作中败北,对到酒吧去工作没有信心,便想到了上门卖淫。我一直都不敢打电话,往往拨完号码就挂掉了⋯⋯如此重复了许多次。

  终于下定决心拨通电话后,对方趁热打铁,对她说:“现在就面试吧,可以到你家附近去吗?”

  我一直担心接电话的人会很可怕,所以当时听到那句话就愣住了。当天跟工作人员见面后,发现他特别亲切,会提前想到我可能怀有的困惑和不安,主动为我解答。我觉得这样应该没问题,就答应马上开始工作了。

  川内女士加入的是无店铺运营的上门色情服务。现在由于《风营法》(风俗营业等管制及业务正当化等相关法律)的规定,风俗店铺的新建和增改建都受到了限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采用无店铺经营。由于没有实体店铺,女性们都要坐在车中等候工作安排,一旦有客人下单,就驱车前往酒店。与店铺经营相比,这种经营方式很难受到工作人员的监管和保护,女性遭遇危险的可能性更高。

  有些客人很过分,好几次我都吓坏了。好在及时用手机联系了工作人员,他们赶过来救了场。可是,我心里时刻都在担心万一客人是坏蛋怎么办,很难摆脱这种恐惧感。但是,只要发生一点不愉快,工作人员就会特别担心我⋯⋯这是我在上一份工作中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所以特别开心。

  为了缴纳房租和返还欠款,川内女士现在每周五天不分昼夜地工作。

  我就觉得现在要拼命赚钱。在车上等待时虽然也有其他女孩子和司机在一起,不过大家也就聊点不痛不痒的话题,所以十分轻松。我这人比较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这样的距离感对我来说刚刚好。虽然我也不擅长应付客人,但总体来说这样的职场还是比较好应付的。

  可是工作半年后,川内女士的身心就崩溃了。

  我感觉就像没电了一样,躺在床上起不来,什么都吃不下去,体重迅速下降⋯⋯工作人员特别担心,还给我送饭来,但是我一点都不见好,再加上也存了一笔钱,就决定先休养一段时间。我一直对自己说没问题,但是那半年,我的身心可能都处在濒临崩溃的边缘。

  现在,川内女士正以合同工的身份在一家服务公司工作。

  这份工作就是文员。由于上门卖淫的工作,我现在对大部分男性都有强烈的厌恶感。男性上司虽然经常说疑似性骚扰的话,但我每次都冷眼相对。现在这份工作没有值得信赖的人,也没人会替我着想。一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还是以前卖淫幸福一些⋯⋯直到现在,我也偶尔会有特别想回去的想法。

  众所周知,性服务业的工作人员对女性非常和蔼可亲,虽然那是出于不希望这些“商品”逃走的盘算⋯⋯但他们会倾听女性的烦恼,还会在女性患病时上门看望,用这种温柔举动俘获女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贫困与孤独的单身女性们在城市一隅的“安全网”,可谓不争的事实。

 

  女性还要扮演母职角色

  ▌不断增加的精神障碍与霸凌

  “冰河期世代30人”中,有过正式员工经历的有14人。其中11人由于过劳导致的身心疾病、职权骚扰和霸凌等辞去了正式工作。

  其后,又有不少人因为身体状态无法复原而长期就医,由于工作效率低而缺乏自信,或是职权骚扰导致心理创伤,想工作却无法工作。工作给她们带来的巨大压力本来就令人惊叹,但这一倾向对青年女性来说并不少见。

  申请工伤赔偿的案件中,精神损害的案件数量自1999年以后持续大幅上升,1998年为42件,到2012年上升到了1257件,涨幅将近30倍。2007年以后,申请过劳死判定的案件中,精神损害(过劳自杀)和心脑疾病等(导致过劳死)的数量也开始上升。

  工作导致精神损害的发生件数大幅增加,其背景可能是人们对精神健康方面的知识和关注逐渐高涨。可是,仅用这个理由解释上升率远远不够,更应看到的是给员工带来巨大精神压力的工作环境正在不断肆虐。

  “全国职业女性服务中心”(ACW2)每月有六天开通专为女性服务的电话咨询业务——“职业女性热线”,他们每次都会接到大量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的女性来电。过去,她们咨询的内容大多与解雇、停止雇佣等的雇佣关系有关,现在,职场霸凌和人际关系的咨询数量超过了四成。

  2010—2014年接到的1945件咨询中,语言暴力霸凌的咨询有274件,职权骚扰等人际关系矛盾有541件,解雇、停止雇佣等雇佣关系咨询有323件。提到职权骚扰,通常被认为是来自上司的霸凌,但是也存在工龄较长的非正式员工对正式员工的霸凌,以及非正式员工之间的霸凌。中心分析称:“由于交接和培训并不充分,所有人都在过劳,还出现了同事之间因为压力而产生摩擦,甚至互相伤害的情况。”

  因精神损害申请工伤赔偿的件数开始增加的1999年,因为《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修订案)》的出台,《劳动基准法》针对女性保护的规定被撤销,男女都可以长时间劳动和深夜劳动。同时,人们对成果主[2]关注的热情更为高涨,日产的卡洛斯·戈恩也是在这一年引进了成果主义。

  其后,由于经济下滑,非正式雇佣增加,雇佣形态逐渐分化为正式工、合同工、派遣工、临时工、日工,等等。“宽松职场”不复存在,企业开始追求成果可视化。由于职工自己的状态本来就很紧绷,更不能容许他人的“不愿做”和“做不到”——如此一来,职权骚扰和霸凌开始在职场滋生。

 

  疫情下的日本

  ▌在毫无余力的职场上

  浅贺美树女士(28岁),就经历过职权骚扰和霸凌。她读女子高中时曾遭受过恶毒的霸凌,甚至自称“我可能是不得要领,容易被误解的类型”。

  浅贺女士希望从事与福利救助相关的工作,便在大学毕业后成为某福利社的职员。那是一家运营日间看护所和工作站等众多设施的法人机构,浅贺女士被分配到了每月有一半时间要值夜班的智力障碍儿童看护所。

  每天早上5点要起床做饭,然后一整天都要照顾孩子。过夜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根本没时间休息。后来我身体实在吃不消,半年就离职了。

  当时因为经济略有回暖,针对职场新人转职的招聘会较多。于是,浅贺女士又去了一家大型便利店公司做文员,并于翌年4月入职。然而,很快她又遭到了课长的职权骚扰。

  我入职了大约半个月,他就开始把我叫到单间里,气势汹汹地说我工作太慢,给大家添麻烦。还说我在更衣室闲话太多,止汗喷雾喷太多,带去上班的东西太多⋯⋯把各种跟工作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都说了个遍。其中有好多事是别人告诉课长的,这让我备受打击。

  从此,浅贺女士被无视,课长甚至常常不给她分配工作。尽管如此,她还是主动分担复印文件、倒茶、整理资料等部门内部的杂务,积极参与到工作当中。

  入职第二年的某天,浅贺女士接到了调动令。

  课长把我叫过去说:“你下周开始到底下店铺去。”因为实在太突然,我甚至来不及考虑辞职。店铺工作就是在便利店负责接待客人、陈列商品,要穿着制服跟兼职人员一起排班。而且,我被分配的店铺就在总部大楼楼下,会频繁遇到同期和同事。太憋屈了。

  浅贺女士回想道,公司从未有过文员被调到店铺的先例,可见那是明显的左迁,毫无疑问的裁员式调动。

  早班时必须凌晨5点出门,晚班则要一直工作到深夜。再加上店铺还极力控制兼职人数,她不得不连续轮班,有时出来上早班,却要乘末班车回家。

  我很想尽快找到下家然后辞职,可是完全没有找工作的时间。因为疲劳得不到缓解,经常陷入情绪低谷,朋友开始劝我去看精神科医生。后来我去了医院,被诊断为抑郁症。

  浅贺女士此后停职半年,其间工作找得并不顺利。她跟父母和弟弟一起居住,父亲刚刚被裁员,于是家中开始要求她交钱。

  大约一年半后,浅贺女士辞职,跳槽到一个财团法人单位。

  那是我盼望已久的正式文员工作。那份工作要在很短时间内跟准备离职的人做好交接,但我记性不好,还没等我学会,那个人就离职了。结果我给别的员工添了很多麻烦,他们告诉我,“我们是微型企业,没有余力照顾你这种人”,于是3个月试用期结束后,我就离开了。

  后来,她又找了两份工作,同样在试用期就被辞退,现在还在寻找下一份工作,同时做着每周三天的保育助手兼职,休息日再到超市从事试吃销售,好向家里缴纳生活费。

  因为连续好几次试用期间被辞退,我彻底没了信心。再加上跟母亲关系不好,我很想离开家,可是现在这个情况有点困难。

  面对较为复杂的采访提问时,浅贺女士会反问,“具体来说是什么意思?”诚恳而又较真。一旦采访者的意图传达清楚,她就会明确细致地说明情况,整个过程流畅而简练。另外,她持有药剂注册销售员和社会福祉主事等资格证书,在职场上应该比较有利。

  但是反过来,她确实存在不得要领、需要花时间理解问题的不足,可能因为这样她才会屡屡试用期就被辞退。但只要耐心细致地教导,浅贺女士完全有能力掌握工作技能,然而当前很少能遇到有这种余力的企业,结果就是她屡遭周围人的反感和排斥。

 

  日本女性

  ▌使用残障人士名额工作

  草柳明子女士(47岁),原本是工作稳定的地方公务员,但因为职场压力而无法工作,目前以残障人士雇佣这个非正式形式工作。她从短大毕业并接受公务员考试时,日本正值泡沫经济高峰。草柳女士谦虚地说:“公务员其实不怎么吃香。”

  入职后,每2—3年就会有一次工作调动,她陆续在税务课、劳动课等部门待过。

  我的工作主要是总务和会计,可是每次调动部门,工作内容都会大不相同,要花很多工夫才能习惯。尽管如此,一点一点完成工作还是让我过得十分充实。

  经历过四次调动后,29岁的她被分配到了水道课。

  那里跟之前的部门大不一样,一大半都是跑外勤的职员,所以很多工作就落到了我这个负责事务处理的人头上。因为当时29岁了,人们把我当成老职员,没怎么交接就让我承担了很多工作。

  她必须短时间内处理完不断送来的、堆成小山的会计凭证,只有提高速度才能完成任务。其他职员都十分忙碌,没有时间教她。而外勤职员则一直责骂她手脚太慢,草柳女士变得越来越畏缩。

  我本来学东西就慢,要花时间才能记住。因为实在受不了给周围的人添麻烦,又担心今后没法顺利干下去,我就去找上司商量。结果上司只扔给我一句“这是你没有干劲的问题”。

  她拼命想跟上节奏,但无济于事。同事对她的谴责日益激烈。

  我被逼得越来越紧,后来出现了失眠症状。坐在回家的电车上,我经常会想:“干脆就这样消失算了。”

  在那样的情况下,草柳女士决定找她在劳动课工作时认识的咨询师商量商量。

  对方劝我到精神科看看,我去了之后,被诊断为心因性反应症,于是我就停职了。

  所谓“心因性反应”,是指心理上承受了巨大压力或打击导致的暂时性精神损害。这显然是因为跨部门调动造成精神压力过大所致,只要再调动到别的部门,草柳女士极有可能痊愈。

  我提出了调动申请,可是他们说我复职之后还要留在原来的部门,因为不能破例。尽管如此,我还是得到了一定照顾,工作内容上有所变动,从追求速度的会计凭证整理变为了总务和杂务负责人,总算能回去工作了。

  上级还批准她缩短工作时间,这使草柳女士可以一边就诊一边慢慢恢复。可是她复职第二年,工作机构就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

  办公室的人越来越少,原本两三个人的工作都要由一个人来完成了。

  那时正值21世纪初期,长期的经济低迷和小泉政权施行的结构改革路线导致了“公务员批判”风潮[3]。

  从那时起,对草柳女士的批判逐渐激化,甚至呈现出了“职场霸凌”的态势。

  还有人对我毫不遮掩地说“不要借病偷懒”“你的存在就是麻烦”。我有时候身体不舒服到休息室休息,还被说过“这里要打扫了,你给我出去”⋯⋯

  后来,草柳女士被逼得没法上班,只好决定再次停职。然而就在她去办理停职手续时,上司却对她说:“如果不能复职就会被视作解雇,这会影响到你以后的职业生涯。为了你自己着想,干脆写辞呈吧。”

  我又没有要辞职,却有人对我说接任的兼职人员要来,碍着地方了,把我桌上的东西全都装进了纸箱。我不想辞职,可是实在没办法,只好递了辞呈。

  草柳女士辞去公务员后休息了一段时间,之后一边调理,一边找工作。因为她有十几年的文员经验,工作比较容易找,但是要成为正式员工,情况就不一样了。

  很多人都会用狐疑的目光看我,仿佛在问为什么辞去了公务员?是你有什么问题吗?这让我很痛苦。

  草柳女士一边打零工一边找工作,最后被一家连锁药店聘用为正式员工。她的工作是录入问诊单等药剂的相关资料,可是一个月后,试用期还未结束,她就被辞退了。

  因为不懂医疗专业术语,没法在键盘上盲打,导致录入效率很低,给别人添了麻烦。公司说等不了我慢慢成长,这让我感到了沉痛的挫败。

  药店本来看中了草柳女士的工作经历和40岁的年龄,打算让她立刻上岗,后来发现当初估算失误。

  其后,草柳女士在市政府做了几年的短期兼职。

  那是工作两个月休息两个月的勤务形式,这样雇主就无须支付社会保险了。再这样干下去收入实在无法保证,我焦虑极了。

  在此期间,她依旧定期造访HELLO WORK,或是到求职研讨班去学习电脑技能,不断应聘正式员工,但结果并不理想。

  草柳女士与父母居住,但是父亲已经80多岁,母亲也已经70多岁,不能一直依赖二老。

  于是,为了今后的生存,她决定开始以残障人士的身份找工作。草柳女士辞去公务员后一直在接受治疗,并领取了三级精神障碍人士证书。她在HELLO WORK的残障人士雇佣专区求职,不久就被一家大型零售店录用,并在店铺工作了将近五年。

  我主要在后院打包,有时也会到店里。以前我的工作主要是文员,但现在觉得待客的工作也很开心。店里大家都很和睦,没什么压力。周围人都知道我是以残障人士的身份工作的,但我并没有因为这件事得到过怪异的对待,人们反倒对我关照有加,我很感谢他们。

  她的工作性质是临时工,时薪1000日元左右,每月收入约有11万日元。

  我最担心的还是收入。因为毕竟父母年纪大了,我很担心以后。即便这样,我还是坚持干了快5年,有了一点自信,今后我会继续努力,不断向前。

  草柳女士终于走出了漫长而痛苦的阴霾,目前正在充满活力地投入工作。可是她原本处理事务的能力就高,又善于为他人考虑,这样的人竟要选择使用残障人士名额才能得到雇佣,这背后暗示了什么,发人深省。

 

  《逃避虽可耻但有用》剧照

  ▌即使成了正式员工

  本章列举了一些有过正式雇佣经验的女性,她们学历都很高,即使处在就职冰河期也能找到正式工作。可是其中大多数人都遭遇了过劳、职权骚扰和霸凌等问题,不得不很快辞掉工作。

  她们都有过向100多家公司递简历都没有得到试用的残酷求职经历,深知跳槽之不易。

  尤其是现在20—30岁的青年从小就对大人们的说法耳熟能详,知道与正式雇佣相比,非正式雇佣在生涯工资[4]和待遇等各个方面都非常不利。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对收到offer的公司的条件和待遇存有疑问,恐怕还是会有很多人为了避免成为“应届非正式”或“应届失业”人员而选择入职。

  日本多年来都是以毕业后无缝入职的应届毕业生统一聘用模式为主,青年雇佣状况相对稳定。可是由于经济长期不景气,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持续下降,号称就业冰河期触底之年的2003年,就业率仅有55.1%(文部科学省《学校基本调查》),创下历史新低。

  在这种情况下,各高校也为提升就业率而积极展开工作,若为此将毕业生送进疑为“黑心企业”的工作环境,可谓罪孽深重。

  为解决黑心企业问题,厚生劳动省要求面向应届毕业生的招聘及HELLO WORK的招聘页面明确标明过去三年的录用和离职人数。虽然不是强制,但不标明的极有可能被视作黑心企业。除此之外,还加强了企业的指导监督,开设了咨询热线等。

  部分高中和大学还开设了劳动者权利科普课程,但是很多学校在将学生送进企业之后就基本不闻不问了。因此,就业市场长年保持着初中毕业生七成、高中毕业生五成、大学毕业生三成的三年内离职率。获得内定固然重要,但是为了防止学生很快就离职,防止学生误入黑心企业,校方是否还有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

  从女性们的谈话中可以得知,许多黑心企业中的大量雇佣和大量离职并没有那么明显,而要实际工作才能发现其中的职权骚扰、霸凌、人际矛盾等问题。这与成果主义的思潮和不再宽松的职场环境有关。可是,许多女性都倾向于把责任归结到自己身上,认为自己“工作熟悉得慢,所以才被欺负”“缺乏体力是自己不好”。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女性因为遭受职权骚扰、霸凌等形成心理阴影,连持续工作都极为困难。拥有工作能力的人无法工作,这不仅对个人是一种损失,对社会也是巨大的损失。

  学历高、得到内定从而处于相对优势的女性们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可以说,女性独立工作的道路还异常艰险,其必然性和重要性本身尚未得到人们的理解。

  [1]在日本租房,月租之外,还需缴纳押金、礼金、杂费等。其中礼金是日本特有的文化,作为租客对房东的谢礼,原则上为一个月的房租,退房时不予返还。

  [2]即用业务成果来进行员工评估,决定报酬和晋升的制度。

  [3]指21世纪初日本社会舆论对公务员的工作和政策(花纳税人的钱)、地位和待遇(哪怕加班严重,也被认为工作稳定轻松,社会地位高)、丑闻等方面的过度批判现象。

  [4]指年轻、年长的工资合计,即员工从就业到退休的一生工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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