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建党前后，蔡和森以匡扶时难、救国救民的精神，领导成立新民学会并推动其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组织；以担当作为、甘于奉献的精神，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好扎实准备和组织协调工作；以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精神，刻苦学习并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等进行坚决斗争；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率先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制定了建党的步骤和原则；以敢于斗争、革命奋斗的精神，参加和领导一系列重要革命运动，同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青年蔡和森的精神风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创建之际就植入自身肌体的红色基因，我们要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蔡和森 建党时期 精神风范

　　蔡和森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他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先后进行一系列重要活动，为党的创建工作做出过重要贡献。青年蔡和森的精神风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就植入自身肌体的红色基因，经过百年风雨洗礼而历久弥坚，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需要深入学习和传承弘扬。

　　一、以匡扶时难、救国救民的精神，领导成立新民学会并推动其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组织 

　　蔡和森自幼饱受生活艰辛，目睹国家民族危难，很早就抱有匡扶时难、救国救民的理想。为了实现这个远大抱负，他同毛泽东、萧子升等一起创建新民学会并为学会的发展付出巨大心血，同毛泽东一起推动新民学会从一个青年学术团体发展成为一个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的共产主义组织，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坚定的革命者，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18年4月14日，经过一段时间酝酿，新民学会在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领导下成立，成立大会就在蔡和森家里召开。成立之初，新民学会主要是个人的、感情的结合而不是组织的、主义的结合，更多注重个人品行修为和学术思想进步，对于改造社会、进行政治活动的意向并不明确，是一个比较纯粹的青年学术团体。学会成立时主要是为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解决“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对此，李维汉后来谈到，“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都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

　　正是因为学会的最初宗旨存在一定局限性，蔡和森和毛泽东不久就开始突破这个宗旨，谋求新的发展目标。1918年7、8月份，蔡和森到北京后不久就提出新民学会走向政治活动的意向，他致信毛泽东希望摆脱清流心态，以政治活动方式参与到改造社会的洪流当中，而不要停留在个人提升、静心读书的状态，他结合杨昌济的情况说道：“杨师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对于新民学会的发展前景，他明确提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对于发展方向和目标，他提出，“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这就是说，蔡和森已经开始谋求新民学会的更广阔发展空间。在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他初步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想法。

　　关于新民学会的长远发展，蔡和森一直在思考并提出自己的建议。1918年6月30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推动新民学会的发展，既要有积极进取的精神，也要做好各方面的扎实准备，通过“适当之储养”“适当之练习”奠定“可大可久之基”。这个时期他给肖子升、邹彝鼎、陈绍休等人的信中，反复谈到新民学会会员要有进取精神，开展相互协作，谋求长远发展等。1920年5月28日，他到法国后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要做长远打算，建议毛泽东、周世钊、何叔衡等在湖南做好教育工作，深入推进文化运动。1920年6月2日，向警予给毛泽东写信也谈到，“和森意欲泽东先生于湘事定后，顿湘两年，注意小学教育，劳动教育，为积极的根本的彻底的文化运动”。6月7日，向警予给陶毅的信中又说：“毛君泽东于湘事定后，必将归湘实现其计划。和森君已致书伊，言新民学会宜注重根本的文化运动”。

　　随着蔡和森成为共产主义者，他关于新民学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就明确指向共产主义组织。到法国后，蔡和森迅速实现思想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引领学会突破“感情结合”的局限朝着“主义结合”的方向发展，日益成为一个共产党组织。1920年7月，他在巴黎召开新民学会会员大会，明确提出要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目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共产党，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他于1920年5月28日、8月13日、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三封信，阐明了自己的主张。他的主张对毛泽东及其他学会会员影响极大。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在易礼容的信后写了按语，赞同蔡和森的主张，“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复信蔡和森等人，对蔡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1921年1月21日，再次表示“没有一个字不赞同”，并告知蔡和森国内已经在着手建党活动。其实，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在长沙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元旦，毛泽东在长沙召开新民学会会员大会，会议接受蔡和森提出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针，绝大多数人都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走俄国革命道路。

　　至此，新民学会在蔡和森和毛泽东的引领下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有30多位新民学会会员成为共产党员，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对此，学会的另一个主要创始人萧子升感叹道，“一九二一年，新民学会分裂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较大的一个是百分之百的共产党人，在毛泽东领导下，成为湖南的共产党。”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后来也谈到，“1921年，党的一大后，新民学会停止活动，不再存在了。一部分同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部分年轻的会员转到共青团里面工作了。”

　　二、以担当作为、甘于奉献的精神，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做好扎实准备和组织协调工作 

　　远大的理想抱负要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落实。蔡和森在建党之前就表现出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担当意识，勇敢担当起为留法勤工俭学进行联络服务和组织协调的任务，在工作中无私奉献、任劳任怨。

　　1918年5月，蔡和森就与毛泽东、肖子升、何叔衡等人共同发起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记载：“长沙方面之最初发起者，为蔡和森与萧子昇……何叔衡、毛润之、陈赞周等时复加入讨论”；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长沙开会决定，“留法一事，和森和子昇专负进行之责”。23日，蔡和森奔赴北京筹办勤工俭学，25日到京后就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

　　一方面，他要同李石曾、蔡元培、杨昌济等反复联络，协调安排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相关事宜，特别是经费问题、护照、法文、技艺等问题。对蔡和森来说，这些工作是富于挑战性的，他所联系的人员都是国内外知名学者或社会名流，而他自己则不过是一个从湖南过来的无名小辈，其难度可想而知。但是，在责任心的驱使下，他的工作紧张有序地展开。1918年6月30日的信中，他就讲到与杨昌济、蔡元培联系的情况，他不仅与杨昌济详细交流，而且拜见蔡元培，进行沟通。7月，他去拜见李石曾，商讨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的借款、预备班等事宜。7月26日，蔡元培、李石曾等主持华法教育会开会，湖南方面参加会议的有胡子靖、杨昌济、王子刚、王少荃等人参加，会上磋商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预科分校的办法，同时也讨论了借款手续等问题。会后，胡子靖、杨昌济等在京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湖南分会。8月中旬，蔡和森给李石曾写信转告毛泽东等将于两周内到京，请李石曾及早向侨局接洽。随后，他又多次拜见蔡元培、李大钊、熊希龄、章士钊等人，请求他们为湖南学生筹款。

　　另一方面，蔡和森反复同湖南青年联系，动员他们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指导他们做好组织、经费等工作。他不仅反复写信向大家介绍在京联系的进展情况，鼓励大家来京准备；同时，还从经费、上学、工作、甚至乘船等各个方面打消大家的顾虑。例如，他给萧子升、毛泽东等人写信，介绍北京、保定创办留法预备班的情况；给罗学瓒写信谈组织与经费问题；给陈绍休复信回答勤工俭学的11个问题；给邹彝鼎的信中谈到在京办理留法勤工俭学的艰辛，希望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他经过多方面努力，有步骤地对准备留法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及其他湖南青年做出安排：一是先把到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介绍到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三处的留法预备班学习法文，二是与各有关方面联络给每人筹备几百元的旅费，三是向政府交涉解决出国护照问题。

　　蔡和森在筹办勤工俭学的工作中倾心付出，完全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而只看重事业的成败与否，即“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在考虑湖南青年到京后谁在北京担任协调联络人问题时，他认为毛泽东更有组织能力，适合驻京协调，在给邹彝鼎信中说道：“驻京惟有润兄最宜，弟则反恐不经济，且形格势禁殊甚”。为此，毛泽东来京后在北京大学联络蔡元培、胡适等教授给新民学会会员辅导，而蔡和森则到设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的初级班去帮助其他学员。当时，组织协调留法勤工俭学的工作相当艰难，有一些人不理解、不积极。他谈到“闹成一事机非常之不易”，但有些人到京后不热心勤工俭学而转投其他领域，例如萧子升就“坐误时机”“令我寒心”。但即便如此，他并没有因此而有所耽误和消沉，依然全力做好工作。毛泽东等25人到京前，蔡和森已到蠡县布里村安排初级班的工作。10月6日，蔡和森同毛泽东、萧子升到保定迎接从长沙来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学习的30余名学员，把他们安排在泰安客栈和保定第一客栈休息，第二天同他们一起在保定市内的公园合影留念。10月10日，蔡和森带领学员由保定搭马车去布里村，负责这个班的组织管理工作，一面教国文，一面学习法文，还到附近的铁厂实习。1919年2月，他由布里村回到北京，同毛泽东等人一起住在三眼井胡同。3月初，与毛泽东一道到长辛店了解留法预备班情况；3月12日，与毛泽东离北京前往上海，欢送第一批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2月25日，蔡和森、蔡畅、向警予、蔡母葛健豪等30余人乘船去法国。

　　蔡和森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新民学会报告记载，“和森至京，与李石曾、蔡孑民二先生接洽结果，知留法俭学及留法勤工俭学颇有可为。乃函告子升、润芝、赞周、鼎丞等，从事邀集志愿留法之同志”。1918年8月29日，李石曾邀集侨工局长张弧，与湖南在京筹划留法勤工俭学人员见面，张弧答应湖南借款赴法名额由二十五人增至七十人。到1920年夏，湖南留法勤工俭学人员达340余人。这些成绩与蔡和森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三、以勇于探索、坚持真理的精神，刻苦学习并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等进行坚决斗争 

　　蔡和森和毛泽东一样，很早就开始为改变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上下求索，为找到救亡图存的“大本大源”而不懈努力。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旦经过深刻的思想变革和自我革命，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就毫不动摇地作为行动指南，牢牢坚持、坚决捍卫。

　　在新民学会会员中，蔡和森是最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的。1918年7月，到北京后不久，蔡和森就研读了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初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向往俄国革命道路。7月24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要“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然后始可称发展如量”。8月21日，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又谈到，“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就是说要像列宁那样开展革命运动，并要在中国把列宁的事业发扬光大。当然，他这个时候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深入了解，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之后才能确立信仰。

　　1920年1月底到法国后，蔡和森就开始猛烈学习马列主义基本著作，快速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在短短几个月中，他以惊人的毅力“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列著作，研究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和俄国革命的基本情况，认定中国必须走俄国革命道路，很快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战士。1920年5月28日，他致信毛泽东交流自己的学习心得和思想认识，说自己到法国之后“求知欲切”，下功夫阅读法文报刊，尤其关注社会主义运动和思想，正在汇译德国政变与德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团组织和其他各党派的消息，搞好后再寄给毛泽东。在半年时间里，他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等经典著作中的一些重要篇章，并把这些译文在新民学会会员中传播，引导他们的思想转变。6月13日，他撰写的《法国最近的劳动运动》一文在《少年世界》第一卷十一期上发表，向国内介绍法国劳工运动的情况，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歌颂法国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揭露法国政府和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罪恶。

　　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后，他就同无政府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思想进行斗争，在斗争中捍卫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7月5日至10日，蔡和森召集留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开会，讨论学会方针和发展方向问题。在会议上，围绕着改造中国与世界的道路选择问题，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展开了激烈争论。萧子升对此次争论回忆道：“讨论的主题是采行俄国共产主义作为新中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蔡和森坚持必须毫无保留的采行俄国共产主义。我说我虽然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我不赞成在中国采行俄式共产主义。会员的意见有所分歧，有些人附和蔡和森，另一些则站到我这边来……十点钟，大多数人都走了，但蔡和森、向警予、陈劭修留下来继续研讨俄式共产主义究竟是好是坏的问题！我们谈至凌晨二时，还不曾得到结论……翌日，整个会议都花在研讨上，但基本问题仍未解决……”。最后，大会决定分别由蔡、萧二人给毛泽东写信征求意见。

　　萧子升在1920年8月初给毛泽东的信中表明了他同蔡和森的分歧焦点在于主张无政府主义还是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说：会议在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时“极力讨论”，“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使无产阶级专政，其主旨与方法多倾向于现在之俄。子升谓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无穷期的，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斯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较和而缓，虽缓而和。和森复详述现今世界大势，以阐发其急烈革命之必要”。

　　蔡和森在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详细论述了世界大势和中国革命问题，特别论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明确提出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中国共产党。第一，他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以无产阶级革命为中心看待当时的世界革命形势，认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四种形势：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地方即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已发动或流产的地方即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一些战败国，无产阶级革命酝酿的地方即五大战胜国，无产阶级觉悟发生后由爱国运动引导到布尔什维克上的地方，即各被压迫之民族、保护国、殖民地，如波斯、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中国等。第二，他根据俄国革命经验，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键要素做出精练概括：一是要有共产党，它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和作战部，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神经中枢；二是工团组织，它在革命过程中是有实力的革命军和不可破获的革命机关，革命胜利后则为生产组织；三是合作社，它是劳动运动、革命运动的经济机关，进而打破贸易主义而为消费组织；四是苏维埃，它是无产阶级革命后的政治组织。第三，他通过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综合分析，以及对各种思潮和主义的比较选择，明确提出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现世革命唯一制胜的方法”；社会主义的“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是不能改造经济制度。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他结合世界发展基本趋势和中国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中国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必须走俄国的道路，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他还预言中国将爆发大的革命，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第四，为促进中国革命发展，必须要尽快建立中国共产党，形成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并希望毛泽东开始着手准备建党工作。

　　在1920年9月1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蔡和森再次讨论马克思主义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事情。他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同有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它的产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桩大喜事”。他分析了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同第二国际考茨基、伯恩斯坦等修正主义的根本区别：俄国革命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方法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其根本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和无阶级社会；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则是修正派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其方法则是同帝国主义政府合作，最终结果是延长了资本主义的寿命。

　　蔡和森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道路选择，对新民学会会员产生了重大影响。接到蔡、萧二人的信件后，毛泽东做了认真研究，于1920年12月1日给他们复信，表示完全赞同蔡和森的主张，而反对萧子升的观点。1921年元旦，新民学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召开新年大会，毛泽东介绍在法会友主张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及实施这个宗旨的途径等意见。会议上，参会的18人中有12人赞同“布尔什维克主义”，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信仰；在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应如何着手”时，大多数人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1921年2月21日，蔡和森在蒙达尼给陈独秀写信，公开表明自己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派，极力主张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对于初期的社会主义、乌托邦的共产主义，不识时务穿着理想的绣花衣裳的无政府主义，专主经济行动的工团主义，调和劳资以延长资本政治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及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认为这些都是阻碍世界革命的障碍物。他尤其深恶痛绝参杂中产阶级思潮的修正派、专恃议院行动的改良派，动言特别情形和特别背景以及专恃经济变化说的投机派。陈独秀认为此信“所说的问题甚大”，并把信件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为题发表在1921年8月出版的《新青年》九卷四号上。

　　可以看出，蔡和森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在理论信仰、理想信念和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坚定性。尽管他同萧子升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但是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在理论信仰和道路选择的重大问题上，决不因为个人情感而迁就和让步。在这个问题上，蔡和森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毛泽东在1921年初也曾讲过，在主义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动摇和妥协，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进行理论斗争，“吾人惟有主义之争，而无私人之争，主义之争，出于不得不争，所争者主义，非私人也”。

　　四，以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精神，率先提出成立中国共产党，并制定了建党的步骤和原则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主观努力的结果。五四运动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结合起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在建党过程中，蔡和森做出了特殊贡献，他首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对党的性质、定位、作用以及建党的原则和步骤等提出明确思路，参与在欧洲筹建党的组织，为党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上半年，他刚到法国几个月就深入研究西方国家政党和社会主义运动问题，对共产党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初步弄清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政党同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之间的区别。之后，他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基本著作以及俄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对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思考。在1920年7月的蒙达尼会议上，他就提出要建立共产党来领导中国革命。

　　在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信中，他对共产党的性质、定位、功能等做了详细准确的阐述，提出要尽快在中国成立共产党，形成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他指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在这里，蔡和森对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做了准确表述，这些论述同党的一大和二大的表述基本上是相同的。1921年7月，党的一大做出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强调自己“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1922年6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宣布：“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突出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特性；1922年7月，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强调，自己是“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由此，可以看出蔡和森对党的性质和地位的理解是相当准确而且是先行的。

　　在1920年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信中，他详细介绍共产国际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发展的盛况后明确提出，中国“非组织与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共产党，则民众运动、劳动运动、改造运动皆不会有力，不会彻底”，因此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名字在文献中的首次出现。他不仅提出了建党的紧迫性和建党的原则，制定了党的名称，而且对建党的步骤做出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我认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做好各方面的充分准备；严格物色党员，联系和团结那些真正理解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同志，确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公开出版理论刊物，进行深入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做好建党的理论准备工作；开展各种工人运动，深入社会各个阶层、各个领域，把广大群众团结组织起来。对比一下中共一大、二大的文件，可以看出蔡和森这些关于建党工作的想法与党的主张是非常一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之后在工人阶级中进行阶级斗争宣传，“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1921年11月中央局发出的通告，要求各地迅速建立党的组织、工人组织和群众团体。党的二大突出强调，党必须深入到人民当中去教育、动员、组织群众，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而决不能离开群众。

　　在提出这些理论主张的同时，蔡和森已经在行动上开始建党的实践探索。在8月13日的信中，他拟定了在欧洲建立共产党的计划和步骤，准备组织一批青年到俄国去学习和工作，准备联络新民学会、少年中国学会、工学励进会等组织的成员一起讨论，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主义精神，形成一致意见后就在欧洲“旗鼓鲜明成立一个共产党”。他还强调，中国一定要在两年内建立一个“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共产党，并希望毛泽东开始准备建党工作。而且他已经开始同在法的赵世炎等人多方面联络，筹备成立共产党组织。1920年底，周恩来到法国后，蔡和森很快就同他建立了联系。1921年7月，赵世炎、李立三等商议在法国成立“共产主义同盟会”，他们致信蔡和森征求意见，蔡和森表示完全同意，并提出定名为“中国少年共产党”。

　　显然，在建党问题上，蔡和森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走在前列，而且他的建党活动是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指导的情况下独立探索和行动的。1920年春天，共产国际就派代表维经斯基先后到北京和上海同李大钊和陈独秀会商，指导建立中国共产党；在蔡和森召开蒙达尼会议和写信给毛泽东的时候，国内已经开始“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活动，陈独秀还委托毛泽东在湖南建立党组织。当蔡和森和留法共产主义者着手成立党组织的时候，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这些情况蔡和森并不知情。但正因为这样，蔡和森在建党工作中的独立探索和杰出贡献就更加突显出来；也因为如此，蔡和森1921年底一回到国内就由陈独秀和陈公培介绍入党并留在党中央工作。因此，蔡和森毫无疑问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之一，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明确指出，蔡和森是我们党的一个创始人，“在法国，许多工读生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组织同时成立”，那里的党的创始人有周恩来、李立三、向警予、李维汉和蔡和森。

　　五、以敢于斗争、革命奋斗的精神，参加和领导一系列重要革命运动，同反动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勇于斗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点，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蔡和森在建党过程中积极参加和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革命实践，同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进行斗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创建时期的红色基因。

　　积极组织和领导“二·二八”运动，争取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权益。1921年1月，法国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反对资本家和农场主的罢工运动，许多勤工俭学学生参加法国工人运动。华法教育会以此为借口于1月12、16日连续发出公告，宣布从3月份开始与勤工俭学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停发给学生的“维持费”。这样，初来法国的学生不仅不能求学，连生存都成问题。紧急情况下，2月14日，留法勤工俭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决定就学费、生活费等问题向中国驻法公使馆递交请愿书。在商讨应对办法的过程中，蔡和森等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谈“勤工”，就是要为资本家提供廉价劳动力，在欧洲工人大批失业的情况下，要以“勤工”的手段达到“俭学”的目的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他们提出要发起“求学运动”，向北洋政府争“生存权”和“求学权”，并以此作为社会革命的发动点。2月27日，勤工俭学学生代表在巴黎开会，决定直接向中国驻法公使请愿，争取“生存权”和“求学权”，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参加会议并发挥了领导核心作用。2月28日，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人的组织带领下，400多名留学生向驻法公使馆请愿，迫使驻法公使答应继续发放三个月的“维持费”，运动基本取得胜利。在这次运动中，蔡和森提出了斗争的目标、口号和策略，并直接领导运动，显示出了一个青年革命家的领导组织能力。

　　发起和参加“拒款运动”，捍卫国家主权利益。1921年6月中旬，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在巴黎与法国政府秘密谈判借款和购买军火事宜，以出卖中国的海关、邮政、滇渝铁路建筑权等部分主权作为交换条件。蔡和森、周恩来、赵世炎、陈毅等人得悉这个消息后，联合在法国的华工、华侨各团体，发起“拒款运动”，组成反对借款委员会，发表《拒款通告》，揭露借款内幕，谴责军阀丑行，呼吁“同胞一致进行”“以与抗争”，并将拒款决议案用法文印刷千余份，分送法国各界以争取舆论支持，并于6月30日和8月13日召集两次“拒款大会”。8月中旬，法国政府不得不宣布暂缓借款，斗争取得胜利。

　　组织领导“争回里大”斗争，反抗法国政府和国内反动力量。“二·二八”运动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法国政府以支持勤工俭学学生的名义发起筹款，创办中法里昂大学。但是，因为勤工俭学生的一系列革命活动，法国政府和北洋政府对留学生百般刁难，里昂大学于9月12日发出通告，拒绝勤工俭学学生入学。9月15日，中法两国政府宣布停发留学生的维持费。于是，9月17日，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联合会在巴黎召开代表会议，一致通过蔡和森等人提出的“以开放（中法）里昂大学为唯一目标”的决定，要求勤工俭学学生无条件入学，提出“誓死争回里大”的口号。9月20日，因获悉吴稚晖在国内为中法里昂大学招收的120名新生将于24日到达马赛，蔡和森、赵世炎、陈毅、张昆弟、罗学瓒等当即组织100多人的入校先锋队，从巴黎赶赴里昂，于21日抢先占领校舍。9月22日，法国当局派警察开装甲车进入学校，拘捕入校先锋队的蔡和森、赵世炎、孙毅、罗学瓒等105人。10月12日，法国当局决定将全体被囚学生遣送回国，蔡和森与陈毅等人商议，决定留赵世炎在法国继续领导留学生的革命斗争，帮助赵世炎利用机会逃出兵营。10月13日，法国里昂政府宣布：因学生在法国“扰乱治安”，奉法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命令，决定送学生回国。10月18日，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罗学瓒等104人，被法国政府以“从事布尔什维克活动”和“过激党”的罪名，在马赛被押送上船遣送回国。

　　这场被当时的留学生称为“小小的十月革命”的斗争，虽然在具体目标上没有取得胜利，但却有重要的意义。它使在法国的共产主义战士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斗争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页。正如李维汉后来所说，“这一次斗争出现了勤工俭学界在空前规模上的新的联合和新的觉醒。许多人抛弃了各种各样不切实际的幻想，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更多的人后来积极投入反帝国主义和反军阀的斗争”。

　　六、青年蔡和森精神风范的当代启示 

　　1918年6月，蔡和森从长沙去北京途中，经过洞庭湖时赋诗一首《少年行》，其中写道：“匡复有吾在，与人撑巨艰。忠诚印寸心，浩然充两间。虽无鲁阳戈，庶几挽狂澜。凭舟衡国变，意志鼓黎元”。这首诗反映出青年蔡和森在走向火热的社会斗争实践之际，就已经确立了救国救民、改造社会的远大抱负，匡扶时难、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不畏艰险、力挡国变的斗争精神，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浩然正气，忠贞不二、团结奋进的优良品质。这些品质既是他个人抱负的一种体现，也是他进一步走向社会的一种志向。这些品质在建党前后的思想和实践充分体现出来，而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成为早期共产党人精神风范的代表。这些精神风范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持、发展、捍卫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从创建时期就突出体现的一个鲜明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一个根本标志。经过艰辛求索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青年蔡和森就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同时结合中国具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创造性的观点。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各种社会思潮竞相涌现，在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同时，也难免造成思想领域的异常复杂性。在此情况下，我们一定要以高度的理论清醒，不断增强新时代条件下的理论坚定性和思想鉴别力，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同各种错误思想进行坚决斗争，并在斗争中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第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蔡和森很早就树立远大的社会抱负，为改造中国与世界而上下求索，把有限的“小我”投入到无限的“大我”之中；转向共产主义之后，他坚定不移地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直至最后壮烈牺牲。这种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深层依据，是历经艰辛而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传承和弘扬党的红色基因，始终强化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支柱，补足精神之钙，把远大理想与共同理想统一起来、最高纲领与基本纲领统一起来，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第三，大力弘扬担当作为、甘于奉献的精神。青年蔡和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强烈的责任担当意识，能够以惊人毅力和扎实工作，克服重重困难，任劳任怨地完成组织所赋予的使命。新时代共产党人要继承这种优良品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承担好、履行好党和国家赋予的责任，不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反复强调的，要在常学常新中加强理论修养，在真学真信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学思践悟中牢记初心使命，在细照笃行中不断修炼自我，在知行合一中主动担当作为，保持对党的忠诚心、对人民的感恩心、对事业的进取心、对法纪的敬畏心，做到信念坚、政治强、本领高、作风硬。

　　第四，坚持和弘扬敢于和善于斗争的精神，积极推进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的，勇于斗争的精神早已融入党的血脉之中，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时期，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光荣传统，蔡和森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在重大理论原则问题上旗帜鲜明、毫不妥协，以顽强的精神和意志同国内外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并以自我革命的精神不断更新和完善自己的思想，同时能够在斗争中把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统一起来。当代中国既有重大战略机遇，也面临新的风险与挑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和意志，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的能力和水平，把改革发展稳定工作做实做好，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奋力前进。

　　（作者：金民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