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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少年中国”意象的生成

原创版权 《史学月刊》2021年第7期作者:左玉河 字体大小选择: [ ]

  以少年为喻体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强调青年群体的时代责任,是20世纪以来不断被阐发的文化意象。它不仅对新文化运动有深远影响,还是诸多政治实践的动员话语和内在驱动力。1900年梁启超撰写《少年中国说》,创造了近代中国“少年—国家”意象的原初形态。此文旨在为少年中国正名,力戒老大帝国的衰颓,呼吁国人创造朝气蓬勃的少年中国。虽然在此前容闳也有“少年新中国”的提法,但梁启超的呼吁在当时知识界唤起强烈的共鸣,“少年中国”进而成为20世纪初频繁出现的文本。

  从本质上看,“少年—国家”意象的内核是现代民族主义观念。欧洲近代史上曾出现一系列以此命名的民族主义运动,如“少年德意志”“少年土耳其”“少年意大利”。而“少年中国”作为中华民族复兴话语的一种表达,首先回应中国是否衰老这一问题,进而重塑民族自信。以往学界在讨论“少年中国”意涵时主要采取两种路径:一是将“少年中国”视为民族复兴的文化符号进行考察,以呈现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脉络:二是从启蒙和现代性的角度对“少年中国”的文本进行阐发。但这两种路径都未注意到梁启超创造“少年中国”意象的具体语境。经历戊戌维新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一年后,赴夏威夷途中写成《少年中国说》。“少年—国家”论述融合梁启超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更新,反映他对时局和现状的深刻思考。青年梁启超的理想追求、东渡日本后的所见所闻、明治思想界的新气象是否与《少年中国说》的创作存在联系?本文拟从梁启超执笔时的历史情境出发,旨在揭示梁启超借用何种思想资源,阐发和解决其所面临的时代命题,进而探究“少年中国”意象的诞生过程。

  一 梁启超流亡日本与“少年中国”意象的发端

  1898年9月21日,慈禧囚禁光绪帝,再次临朝训政,标志着戊戌变法失败。清廷下令通缉康有为等人,梁启超随后逋逃日本。学界虽以“流亡”形容梁的出走,但并未讨论“流亡”在思想和情感层面之于梁启超的意义。正如萨义德所言,流亡既是一个真实的情境,又是一个隐喻的情境。如果说梁启超登上日本军舰,开始了事实上去国离乡的流亡,那么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则意味着其政治实践的边缘化,这是梁启超思想流亡的开端。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变法所要承担的政治风险已有准备。1898年春,他与维新志士相约,万一变法失败,同志牺牲,即使孑然一身,也要坚持变法的志向。如其所料,6个月后,维新运动遭受挫败,梁启超迅速展开营救。

  1898年9月21日,梁启超在谭嗣同寓所得知南海会馆遭查抄,慈禧太后临朝训政,知晓政变已经发生,而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京南下。事态紧急,谭嗣同让梁启超到日本使馆请求营救光绪帝和康有为。午后二时,梁启超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求救,后又通过李提摩太将北京的情况电告上海同门诸人,并由李致电英国驻上海领事营救康有为。这使康有为及其家人得到英国领事的保护。入夜后,梁启超躲过清廷密探追捕,再次逃人日本使馆。林权助将梁启超的情况报告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考虑维新派的亲日倾向,授意林权助帮助梁启超逃往日本。9月22日林权助令梁启超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由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伴随乘火车前往天津。25日,郑再次伴随梁乘船由紫竹林前往大沽。梁启超的乘船被北洋大臣的小蒸汽船“快马号”追赶,双方争执长达两个小时,决定抵达塘沽协商。船未至塘沽,恰好日本军舰大岛号经过,梁启超遂登上大岛号。随后清军官兵几番要登舰抓人,均受日军阻拦。10月12日,大岛号从天津驶往日本西南的军港吴,梁启超由此才安全逃脱。

  经历虎口逃生,梁启超作长诗《去国行》表明决心。梁启超希望借力东邻日本,营救光绪帝,以图再举。他认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文化上也较为亲近。从远东形势看,中日两国唇齿相依,随着俄国扩张,如果中国被瓜分侵略,日本也将难以保全。因此,梁启超对于寻求日本政府的帮助有非常乐观的期待。另一方面,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梁启超意识到清廷变法图存的现实性。他认为日本是东方新兴之国的代表。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仍以日本维新志士吉田松阴为榜样,继续中国的维新事业。居留日本虽然去国离乡,但对梁启超而言,这是一次精神上的“朝圣”之旅。抵日后,随着语言障碍的减少,梁启超逐渐能够读懂日文书籍,其思想发生巨大转变。流亡日本也是一次机遇,由于政治活动节奏渐缓,梁有更多的时间进行思考。明治思想界成为他吸收新知识的资源和环境。正如张灏所言,流亡日本岁月是梁启超一生中思想最富创造性的时期。梁启超虽在政治上遭遇维新失败,在思想上却重获新生。抵日初期梁启超四处奔走,希望日本政府帮助光绪帝复政,但这一愿望未能实现。梁氏慨叹“济艰乏才”,后来积极筹办学校,培养维新人才。他回顾第一次旅日经历仅提及办报、办学两项活动,即创办《清议报》和设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而此二者无疑都是戊戌维新事业的延续。梁启超创办东京高等大同学校与一批青年人有关。政变发生后,时务学堂解散,部分学生如林圭、李炳寰、蔡钟浩、田邦璇、蔡锷等被迫四处躲藏,但他们很有志气,相约去找梁启超,逃到上海辗转获悉梁的住址。后由梁启超筹措路费使他们来到日本。梁在小石川久坚町租房三间,晚上同这些学生一起打地铺,早上则卷起铺盖,教其读书、写札记。梁还聘请日本教师讲授日语、数学等课目,帮助他们备考日本学校。1899年梁向大限重信求助时,提到这些学生与“志气软弱,见识隘陋”的官费留学生不同,他们多是“草野贫贱而艰苦卓立之寒士”,将来必是拯救中国危局所依赖的人才。为让他们有栖身之地和学习新知识的条件,梁启超创立东京高等大同学校。

  梁启超在流亡期间能够保持乐观的情绪,也受到这批年轻人的影响。梁启超初次居留日本一年多,其中9个月都是与这些学生朝夕相处。梁启超回忆那时的生活,内心充满怀念,认为“物质方面虽然很苦,但是我们精神方面异常快乐”。1900年,这批青年人有很多参加了自立军起义。梁启超赴檀香山前,与唐才常商议勤王之役,拥护光绪帝复政,梁启超负责向海外华侨募饷。正是赴往檀香山的旅途中,梁启超写下《少年中国说》,自称“少年中国之少年”。这一命名并非凭空产生,其现实的指向就是这群有志气、有见识的年轻人,因此,他们和梁启超本人共同成为“少年中国之少年”的形象来源。

  二 “少年中国”意象生成中的日本镜鉴

  经过一年的观察和体验,梁启超对日本产生了亲近感,甚至称“吾于日本,真有第二个故乡之感”。梁启超的亲日心理与受日本庇护不无关系,更重要的是,明治日本的“少年”之风则强化了他对日本的好感。梁启超晚年谈及流亡日本的感受,反映了他对于中日两国的复杂情感。梁启超用“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形容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认为朝野内外“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是日本崛起的重要原因。反观中国,梁启超使用“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脏肮躐蹋”等词语形容满清政府。相较之下,日本朝气蓬勃、乐观进取、充满希望的状态,就是梁启超向往的“少年”之风。日本自古深受中国文化影响,近代以来同样遭到外国侵略,最终则走上强国道路。当他置身蒸蒸日上的明治日本,也不免受其感染。彼时梁启超也十分确信,日本愿意帮助中国复兴,使中国成为与日本并立的东方强国。

  梁启超虽觉日人可爱可敬,但对于“老大帝国”的蔑称颇为不满,撰文《少年中国说》进行回应。“老大帝国”日语表述为“老大国(图片)”。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曾在文章中多次使用“老大国”一词,如“难以期望庞大的东洋老大帝国他日不会陷入瓜分龟裂,为西方数国所分有”。梁启超虽承认中国出现衰退之势,但并不认同“老大帝国”这一说法,而要用“少年中国”为国家正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三次发问:“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这表明他最关切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崛起。梁认为中国只有像“少年日本”一样充满朝气,才能实现复兴。梁启超所称道的“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少年日本”,实际上就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对于日本青年来说,明治时代是最好的时代。维新改革孕育出希望和活力。随着日本社会的迅速变化,代际间的思考方式出现隔阂。大量青年人接受高等教育,自我意识和群体意识形成,新一代青年团体也随之出现,而成年人的知识和经验相对落后于时代发展。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的改革,日本各项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效。第一代维新志士逐渐老去,他们的思想遭到新世代的挑战,思想界也出现了关于“少年/青年”和“新日本”的论述。日本政治家尾崎行雄在1887年出版的《少年论》中强调青年群体在维新改革中的作用。他认为慷慨激烈、活泼敢为的年轻人造就了明治维新。进入明治二十年后,维新大业已完全颓废,有必要展开二次维新,而推动二次维新的主力正是“明治青年”。尾崎行雄的《少年论》被康有为收录到《日本书目志》卷十的教育门类。梁启超仔细阅读过《日本书目志》,并撰写《读日本书目志书后》,称中国要实现自强,必须借道日本转译西方经典。而在日本社会广为流传的《少年论》与西学著作一并选人《日本书目志》,足见康、梁二人对此书的重视。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刻苦学习日语,具有阅读日文作品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排除梁启超直接阅读《少年论》的可能性。如果对照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和尾崎行雄的《少年论》,则可发现二者关于“少年/老年”关系论述的一致性,即在否定老年人的价值前提下,彰显少年之于国家的意义。尾崎行雄试图唤醒青年人对于维新改革的责任意识,梁启超也强调“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从而唤醒少年的自强意识,接续未完成的维新事业。

  这一时期,德富苏峰有关“青年/日本”的论述,在日本思想界也颇为流行。1885年,德富苏峰完成《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并在《东京经济杂志》上连载,大获好评。1886年,他所著《将来之日本》一书出版,再次获得舆论青睐,德富苏峰也因此名振文坛。在《新日本之青年》《将来之日本》两部著作中,德富苏峰融合“欧化”思想和“平民主义”,构建出具有实践性的“青年—日本”理论体系。他立论的前提是:明治维新只完成了政治上、社会上的第一次革命,而尚未完成思想上的革命。他主张引进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强调“智识世界第二次革命”应以青年为主体去完成。德富苏峰将对国家未来的关切,传递给青年一代,成为青年创造文明新日本的动力源泉。至于青年如何完成“智识世界第二次革命”,德富苏峰认为青年应在西洋文明和教育制度的影响下,寻求自由主义的新型人格。他主张发挥“自尊自爱的气象”,培养“自律的人格”,确立“使自己作为自己的裁判官”的“自治精神”。这样自立自为的人,即“泰西自活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青年。青年人只有在思想上彻底觉醒,才能成为建设“平民主义”社会的重要力量,这也符合德富苏峰对“将来之日本”的设计和期待。他认为,明治时期的日本正处在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过渡的转折点上。而能够成为“平民社会”的个人,只有“明治的青年”。在新的时代形势下,德富苏峰明确了青年人格形成与社会改造行动之间的关系,青年的自我实现必须通过改造社会来完成。

  德富苏峰创造了“新日本/旧日本”“青年/老年”“守旧/变革”等一系列对立的概念,这与梁启超建构“少年/中国”意义具有思想上的相似性。著作的成书过程也反映了德富苏峰的思想架构。1885年出版的《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旨在教育新一代如何成为新日本的“青年”,1886年他完成《将来之日本》一书,意在阐发日本未来的社会转型,1887年他在《十九世纪日本的青年及其教育》的基础上,增补一篇《新日本之青年》于卷首,将书名改作《新日本之青年》出版。《将来之日本》与《新日本之青年》的著作命名强化了新日本与青年一代的责任关系,前者侧重于社会的发展,后者侧重于个人的成长。而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在《清议报》发表时,标题下面注有六个字“中国少年论”,文章结构分为“少年中国”“中国少年”两部分。前者从国家角度强调要创造什么样的少年中国,后者则从创造少年中国的主体——少年如何行动进行阐释。“少年中国”与“将来之日本”,这两种指向国家未来的表述,在实践层面都需要依靠青年和具有“青年”特质的人,即“少年中国之少年”和“新日本之青年”。

  德富苏峰与梁启超笔下的“老”与“少”都是现实政治的隐喻。德富苏峰明确将日本政治势力的代际更迭划分为“天保老人”和“明治青年”。他认为,伊藤博文和山县有朋等天保年间出生的维新元老,年轻时是维新变革的初创者,但现在他们日趋保守,失去创新力。而创造“新日本”是“明治青年”的任务。因此,他呼吁“明治青年”的崛起,正如丸山真男所言,这是日本“世代论”的首次出现,高喊“天保的老人,退下去!”的苏峰世代。同样,《少年中国说》一文中的“老后”“老臣”“老将”“老吏”也有现实的指涉,即发动戊戌政变的“后党”一派。梁启超认为“老大帝国”的形成是因为“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这些政治守旧者的治国方式,造成中国积贫积弱的现状。而维新变革的希望在“少年”。

  即使《少年中国说》一文没有直接引用德富苏峰“青年论”,我们也无法否认德富苏峰对梁启超创作的潜在影响。从思想上看,德富苏峰的“青年”观念伴随青年群体对政治的参与而出现,与“国民”概念具有共生性。《国民之友》杂志创刊伊始,便以青年为主要读者。《嗟乎!<国民之友>诞生了!》一文展现了德富苏峰对日本新国民的期待。德富苏峰的青年论本质上是一种对现代民权的自觉。而《少年中国说》一文对“少年”的阐释也在现代民权政治的框架下展开。梁启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朝廷”而无“国家”,而现代意义上,“有土地”“有人民”“有法律”的民权国家,才是真正的“少年国”,而“少年国”的诞生,同其国民之“少年”意识的觉醒紧密相关。从阅读旨趣看,梁启超的写作得益于德富苏峰作品的长期滋养。梁启超非常喜爱德富苏峰的文章,两次写信向他求教,称“日诵《国民新闻》,如与先生相晤对也”。梁启超坦言德富苏峰的文章自己都读过。德富苏峰对梁启超写作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文风上,更有内容上的承继。冯自由曾以梁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文章,与《国民新闻》论文,及民友社《国民小丛书》一一检校,认为“不独其辞旨多取材于苏峰,即其笔法亦十九仿效苏峰”。梁著《烟士披里纯》与德富苏峰撰写的“Inspiration”全文意义相同。在写作《少年中国说》之前,梁启超从日本出发去往夏威夷途中,阅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梁启超特别强调“苏峰在日本鼓吹平民主义甚有功”。《将来之日本》受斯宾塞的进化论影响,将日本社会的发展分为既往时代、现今时代和将来时代。德富苏峰提倡日本社会要从武力的、贵族的封建社会向和平的、平民的、近代的产业社会前进,在此基础上,鼓吹旧日本的灭亡,热切期待日本平民主义新时代的到来。进化论和民权思想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亦得到反映:梁启超将中国的过去分为“胚胎时代”“乳哺时代”“童子时代”,并且热烈呼唤具有生命力之少年中国的出现。他期待中国能走出朝廷时代,成长为以民权为基础的现代国家。这说明梁启超在创作《少年中国说》之前,对德富苏峰“青年/国家”理论已有所吸收和借鉴。

  三 文风、思辨与理想:梁启超对"少年中国,意象的阐发

  经历一年的流亡生活,梁启超仍保持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在赴夏威夷途中不仅完成《少年中国说》的创作,还写下《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首诗。诗中文字反映了他的人生抱负以及问学于世界的渴望。流亡日本的梁启超以非常积极的态度学习、吸收、整合各类思想资源。因此,我们在讨论“少年中国”意象的形成时,固然不能忽略日本因素,但也要注意梁启超作为创作主体,如何从传统和域外文化资源汲取营养,进而完成脍炙人口的名篇《少年中国说》。

  1.采用新文体的民族主义情感表达

  “少年中国”意象的出现,既源于“老大帝国”的现实,又与“少年日本”刺激有关。这是面对西方侵略和日本蔑视而予以的一种自觉回应。而这种自觉的心理基础则是梁氏内心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少年中国说》传递给读者的是一种向上的情绪和力量,反复诵读后,才能体悟字里行间的道理。换言之,梁启超借用抒情的写作方式,表达对现实世界的理性认识。《少年中国说》虽以传统文体“说”来命名,但其行文则采用新的文体形式。此类文体语言富有活力,比喻错综排列,排比、对比、对偶句中夹以韵文,造成强烈的节奏感,读起来朗朗上口。如此一来,读者首先被作者的激情和气势所吸引,进而受到其观点的启发。连梁启超本人也认为《少年中国说》“开文章之新体,激民气之暗潮”,是“新文体”的典范之作。以往研究认为,梁启超借鉴德富苏峰文风而倡导新文体,是基于实用层面的权衡。事实上,梁启超对德富苏峰的模仿,还伴随着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德富苏峰饱含情感的文风受到日本知识界的推崇。梁启超称赞德富苏峰文章“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人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他也受到德富苏峰文字的濡染,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黄遵宪评价梁启超的文章“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这与日本作家谷川辰之助阅读德富苏峰《新日本之青年》一书的感受极为相似。故时人评论称德富苏峰是日本的梁启超,梁启超是中国的德富苏峰。《少年中国说》一方面借助新的文体形式,淋漓尽致地表达作者的情感,感染了更多的青年人;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各类思想资源相互碰撞,最终形成关于“少年中国”的阐释。

  2.“少年中国”意象的进化论底色

  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就曾撰文《论中国之将强》,回应西方报纸上“中国将亡”的言论,阐明“中国无可亡之理,而有必强之道”。1900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则引人“少年”的价值,讨论中国的前途问题。“少年”一词,古已有之,泛指年少的时光和年少之男子。梁启超对“少年”的解释借鉴了龚自珍在杂诗《能令公少年行》中阐发的“少年”气象,人不因年老而自馁,应该焕发青春,与年轻人争比风采。梁启超强调,年龄并非衡量“老”“少”的标准,反之,人的心理状态才是判断年轻或衰老的指标。他在文章结尾处还援引岳飞《满江红》,告诫自己中国尚未强大,不要虚度光阴,辜负年少时光。正所谓诗言志,梁启超对“少年中国”意象的阐发,最终借助中国传统诗词的形式来表达,显得更为自然、贴切。梁启超对“少年中国”的塑造,虽受德富苏峰、尾崎行雄等人的影响,但“少年中国”与“少年日本”有本质上的区别。“少年日本”既承认“少年”价值,也承认“老年”价值,希望促成二者的平衡与合作。尾崎行雄认为:“老成者理解了少年的慷慨激昂、活泼敢为,可以避免因循姑息的行为,少年理解了老成者沉着持重,能够改正过激的行为。”只有“老少相合,各尽其责,以一方之长补他人之短,维新大业才有未来”。但是,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少年的价值更重要,因为“少年们被老人的势力压倒,失去了应当发挥的作用,对国家的利害休戚毫不关心”。而梁启超关于“老”“少”特征的阐述,是在二者对立的前提下展开的。他通过“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等排列对比,最后得出老年人故“永旧”,少年人故“日新”的结论。所以将“老与少”的差别转化成“旧与新”这类关乎“优劣”的价值判断。随后,借由层叠比喻造成意象的对比,他展示了对“少年”的无限推崇以及对“老人”的否定和批判。“老年”象征着过去和衰颓,“少年”意味着未来和进取。“老”“少”无关乎年龄,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精神状态。同时,“少年”被认为是进化过程中的“适者”。少年的特征是“动”和“变”,能够改进现状,实现进步,而老年更趋向保守,不愿改变。梁启超认为,“欧西日本人称我为老大者”是因为掌握国家权力者皆是“老朽之人”,将“老”“少”在价值上对立,并将中国的落后归咎于“老后、老臣、老将、老吏”,其目的是为了割裂衰颓的现实政治与国家未来前途的联系,最终完成对“少年”价值的塑造。梁启超对传统中国文化中“敬老轻少”观念的挑战,与他在日本接受的进化论有关。事实上,梁启超在《天演论》出版前就读过严复的翻译和批语。后来受到康有为三世说的影响,他认为社会是从低级到高级以平稳、渐进的方式不断上升,不会出现跳跃或倒退的现象。流亡日本后,梁启超对进化论的理解,不再一味强调进化,认识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才是促进社会进化的原动力。这一时期《清议报》的言论特色,便是“以天演学物竞天择、优胜劣败之公例,疾呼而棒喝之,以冀同胞之一悟”。

  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对外战争的屡次战败,更有庚子辛丑之辱,按照社会进化论观点,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便是“劣败”,而西方新文明则处于“优胜”位置。中国要存续下去必须改变“劣弱”现状,争取“优强”以图复兴。值得注意的是,《少年中国说》借用进化论来解释中国历史演化过程。梁氏把朝代发展也看成由幼小到成人的演化历程,如同人类成长一般,“唐虞以前”是“胚胎时代”,“殷商之际”是“乳哺时代”,孔子之后至今是“童子时代”,而近代中国正处于由童子到少年的“过渡时代”,之后便是充满希望的“少年中国”。他指出,虽然中国在世界竞争大势下处于弱势,但这只是中国向“优胜”发展过程中的小曲折。他心中的“少年中国”正孕育着希望和发展潜力,将来必将成长为壮年国。

  3.“少年中国”论述中的国家与朝廷之辨

  在世界各国竞争的大势下,中国被侮称为“老大帝国”,梁启超愤而为“中国”辩护,反映了其国家观念的变化。梁启超认为“以朝廷为国家”是中国弱亡的最大病源。他指出:“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廷压制下的人民不知国家为何物,也不具备爱国心。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他重新定义了“国家”,认为国家应以“民”为核心,是在保障民权基础上、以人民为主体的国家。所以梁氏认为过去的中国没有形成国家,只有朝廷,而朝代的兴衰更替与国家无关。梁启超通过区别朝代与国家的形式,试图切断少年中国与传统中国的联系,以摆脱老大帝国的恶名。

  梁启超所构建的“少年中国”论述,以人类的成长阶段来比喻国家发展,受到德国学者伯伦知理“国家有机体”理论的启发。1899年《清议报》曾连载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伯伦知理认为,国家的发展周期与人类的成长周期一样,也可分为幼弱壮老四个阶段。梁启超则认为,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处于何种发展阶段:“完全成立之国”,相当于人的壮年阶段,“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相当于人的少年阶段。“完全成立之国”则指西方的国民国家,即壮年国,因为中国还不是一个“完全成立之国”,所以是“少年国”。中国发展如此缓慢,是因为长期以来民权被压制。

  需要指出的是,《少年中国说》一文虽出现传统中国有“朝廷”无“国家”的表述,但这并不意味着梁启超的“中国”意识独立于朝代更替历史。正如他在文中反复追问的“我中国其果老大矣”这一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中提出来,并应在传统和现代、过去和未来之间寻求解释。他认为,“唐虞三代”“秦皇汉武”“汉唐来之文学”“康乾间之武功”,皆为“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曾经兴盛的少年时代都已逝去,而今日主持朝政者所持治国手段导致中国将亡。因此,梁启超要创造的“少年中国”完全不同于朝廷统治的“天下”。他以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为参照,提出关于“国”的概念,进而对朝廷和国家进行区分。清季中国尚不具备现代国家的形式,是处在“成长”中的“少年国”,从而否认中国是“老大帝国”的论断。梁启超展开“少年中国”论述时,不得不直面国家的现实危机,进而以西方政治制度为导向定义未来;另一方面,为了阐释中国复兴的可能性而进行历史溯源,他也无法与传统彻底决裂。这反映了梁启超身处19世纪末的时空坐标下,创造“少年中国”的努力和困境。

  4.追摹“少年意大利”运动的理想

  在厘清“少年中国”意涵的基础上,梁启超进一步讨论如何用行动去创造“少年中国”。“少年意大利”是追求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成功先例。梁启超选择“少年意大利”作为理想示范,其原因有三:

  其一,梁启超认为意大利“建国前之情状”与“吾中国今日如一辄”。19世纪末的中国遭受外侮而陷人民族危机的状况与意大利非常相似,意大利是“欧洲之第一老大国”,“自罗马亡后,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马志尼聚集全国志士,群起响应,最终“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对比意大利的建国情形,梁启超相信中国能够重新焕发青春光彩。

  其二,梁启超的流亡经历与马志尼相似。马志尼因国事获罪而流亡国外,梁启超在戊戌维新失败后亡命日本,他们都立志投身于国家统一和复兴大业。1902年,梁启超撰写《意大利建国三杰传》,介绍意大利的独立历史和马志尼等人的英雄事迹,并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梁启超认为,国人都应效仿意大利建国三杰,“欲造新中国,必有人人自欲为三杰之一之心始”。

  其三,梁启超以“少年意大利”为范本,表达自己对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复兴之法的追寻。他认为,马志尼创立“少年意大利”党,以再建自由、平等、独立、自主之意大利为目的,在意大利国家统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少年意大利成立后,聚集了许多仁人志士。梁启超立志成为马志尼一样的人物,并呼吁中国人若都以马志尼为榜样,便可结大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实现“少年中国”的梦想。

  四 余论

  梁启超创造的“少年中国”意象是对近代列强侵略所予以的自觉回应。“少年中国”意象作为中华民族复兴观念的象征性表达,其思想核心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流亡日本的复杂心境是梁启超创作《少年中国说》的情感来源。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不为中国重视的邻邦,日本通过学习西方成功改变被列强欺辱的民族命运。反观中国,意欲变法图强的戊戌维新运动遭遇失败,梁启超在此情形下逋逃日本,亲见“少年”日本的兴起,回望故国却呈现衰颓之相,其因悲愤而奋发的心情溢于言表。作为关切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梁启超创造“少年中国”的文化意象,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人面对西方和日本的普遍心理——“亡国焦虑”与“再生渴望”。从梁启超主持《清议报》时期频繁使用的笔名“哀时客”,到《少年中国说》发表后的“少年中国之少年”,恰好是这两种复杂心态的生动写照。

  日本因素是我们认识梁启超创造“少年中国”的重要维度。虽然维新事业在政治上受到重挫,但东渡日本让梁启超获得思想上的新生。梁启超从日本大量转输的西方理论知识,成为塑造“少年中国”的思想资源。一般而言,流亡者看待事物的方式具有双重视角(double perspective),新国度的此情此景必然引起流亡者联想到旧国度彼情彼景。同样,梁启超在日本形成的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中国情况或经验,在比较中形成更普遍的思考。彼时日本思想界流行的少年论及其指称中国为“老大帝国”,激发了梁启超创作《少年中国说》的自觉意识。同时,梁启超在摄取各类域外资源时,并非单向度的接受,而是基于自己的需要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他模仿德富苏峰的文体风格进行情感表达,引人进化论彰显“少年”的价值,借用伯伦知理国家理论阐释中国处于少年时代的原因,强调“少年意大利”党人的示范意义,最终还是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表达他对“少年中国”的期待。

  若深究《少年中国说》阐发的学理,会发现其间存在模糊不清的表述,但这并不影响其主旨的阐释以及民族主义情感的抒发。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国家观尚不成熟,未能形成体系性的认识。与之相比,两年后发表的《新民说》论述则更为系统。不可否认的是,梁启超塑造的“少年中国”意象,对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诸多报刊、团体以“少年中国”命名,甚至在五四时期形成少年中国运动。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曾琦年少时对梁氏所著《中国魂》一书爱不释手,书中首篇便是《少年中国说》。另一位学会发起人张梦九坦言,“少年中国的梦是从少年意大利而来”。正因为《少年中国说》叙述重于说理,颇具感染力,它所呈现的文化意象留下了更多的阐释空间,成为后继者频繁借用表达中华民族复兴论题的文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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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王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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