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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建飞:五代宋初的政权更迭是如何在地方实现的

原创版权 天涯论坛作者:王改革 字体大小选择: [ ]

五代向来被视为乱世,政权、皇位更迭频繁,短短五十三年,历五朝八姓十四帝。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如何处理与当时的封疆大吏——藩镇的关系,既影响到新政权的稳定,也关系到对地方控制的强弱。对藩镇而言,政权频繁更迭,意味着他们每几年甚至一两年就要面对突然崛起的新皇帝。如何处理好与新政权的关系,保证自身的权势地位和本地局势不因政权更迭受到太大影响,也是他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那么,当时的新政权和藩镇分别采取了哪些措施,让政权更迭从首都扩展到地方,确立起新政权在各地的统治,就成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总的来说,当时他们的做法由以下几部分构成。


 
一 新政权布告诸道,诸道上表以示臣服
 
中国历代皇帝登基,均要昭告天下。唐后期藩镇设置普遍化后,诸道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等就成为被昭告的对象之一。建隆元年(960)正月初五,宋太祖即位当日就颁布《即位告谕郡国诏》,次日颁布《即位赐诸戎帅诏》,向诸州和诸镇昭告即位之事。陈师道《后山谈丛》卷四记载了宋太祖派遣使者昭告诸道时的生动画面:“太祖既受位,使告诸道。东诸侯坐使者而问:故宰相其谁乎?枢密使副其谁乎?军职其谁乎?从官其谁乎?皆不改旧,乃下拜。”使者向节度使宣布新朝建立之时,节度使也会询问朝廷的最新人事任命,从中预测政治动向。当听说宰相、枢密、禁军将领等“皆不改旧”之后,意识到新朝会继续任用胜朝臣僚,自己的政治前途亦有保障,方才下拜。
 
向诸道派遣使者,既是为了宣布新朝建立,也可以借此观察节度使对新朝的态度,据此采取下一步的行动。宋太祖代周后,遣使昭告昭义节度使李筠:
 
 
谕以受周禅。筠即欲拒命,左右为陈历数,方俯下拜,貌犹不恭。及延使者升阶,置酒张乐,遽索周祖画像悬壁,涕泣不已。宾佐惶骇,吿使臣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为讶。”(《宋史·李筠传》)

 

李筠的表现无疑是令宋太祖不满意的。李筠勉强下拜、貌犹不恭、公然怀念前朝的举动,令宋太祖大生戒心,随即着手应对可能的反叛。李筠叛乱之所以能在两个月轻易平定,与使者及时回报、宋廷早作准备密切相关。
 
新皇登基,诸道照例要上表称贺,以示臣服。如契丹灭晋后,“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资治通鉴》卷二八六)。不过,节度使面临突然崛起的新皇帝,并非所有人都会迅速进献贺表。上表及时与否,往往反映着节度使对新皇帝的态度。清泰三年(936),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灭后唐占领洛阳后,魏博节度使范延光贺表就“颇后诸侯至”(《新五代史·范延光传》),显示出对石敬瑭新政权的不满,这一点石敬瑭也心知肚明。次年,范延光起兵反叛,一年后双方和解。
 
贺表是否及时上达朝廷,是节度使政治态度的反映。由于可能引发与朝廷的战争,本镇将吏也十分关心。石敬瑭占据洛阳后,青州平卢军节度使房知温“尚不即进献,耀兵于牙帐之下”,幕僚颜衎进谏曰:“清泰(唐末帝)富有天下,多力善战,岂明公之比?而天运有归,坐成灰烬。今青州迁延不贡,何以求安,千百武夫,无足为恃,深为大王之所忧也。”颜衎指出,房知温“迁延不贡”,很可能召来后晋朝廷讨伐,即使有“千百武夫”,也不足为恃。房知温听到后,“遂驰表称贺,青人乃安”(《旧五代史·房知温传》)。当时邠州节度使李德珫态度与房知温类似,“不即献诚”,僚佐边蔚劝曰:“清泰运去,新主勃兴。两都衣冠归之,大器在手矣。公宜表率西诸侯入觐,何持疑若此?稍稍达于外,则后悔无及矣。”边蔚指出,李德珫犹豫遣使入觐之事,假如“达于外”,为后晋朝廷所知,易召来朝廷征讨,“则后悔无及矣”。李德珫“然之,乃驰使入觐”(《册府元龟》卷七一七《幕府部·智识》),上表称贺。
 
二 新政权加恩节度使,授予新官
 
与布告诸道相伴随的,是加恩节度使,授予新官。胡三省指出:“自唐以来,新君践阼,则遣使加恩于诸镇。”(《资治通鉴》卷二八七)授予新官职之后,胜朝旧臣就成为新朝大臣,重新确立起新帝与节度使的君臣关系。五代首次面临这一问题的是唐庄宗。
 
 
唐庄宗像
 
同光元年(923)十月,庄宗灭梁,随后“遣使宣谕谕诸道,梁所除节度使五十馀人皆上表入贡”(《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后梁藩镇表示臣服后,庄宗下制:
 
 
应伪庭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等使及刺史、监押、行营将校等,并颁恩诏,不议改更,仍许且称旧衔,当俟别加新命。(《旧五代史·唐庄宗纪四》)

 

允许后梁节度使等暂时以旧官系衔,等待新官委任。但新官迟迟未下,宰相郭崇韬提醒庄宗:“河南节度使、刺史上表者但称姓名,未除新官,恐负忧疑。”即后唐朝廷迟迟不委任新官,导致原后梁节度使上表时舍弃旧官,仅以姓名自称,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抱有强烈疑虑。在宰相郭崇韬的提醒下,十一月,庄宗“始降制以新官命之”(《资治通鉴》卷二七二)。授予新官之后,新的君臣关系确立,后梁旧臣成为后唐大臣,河南地区节度使、刺史的地位得到保障,也有利于新朝的政治稳定和后梁旧地的稳定。
 
由于梁晋为世仇,后唐以后梁为“伪朝”,后唐建立后,后梁法统和后梁旧官均不被承认。因此,后梁百官需要“待罪于朝堂”,等到庄宗“宣敕赦之”(《资治通鉴》卷二七二)以后,才可以服务新朝;后梁节度也需要委任新官之后才能成为后唐藩帅。后唐以降的诸政权均出自同一统治集团,前朝法统得到新朝承认,就无须如此麻烦了。此后,新朝委任新官的方式主要是加检校官或使相,用以提升节度使身份待遇,比较常见的加官是侍中、中书令、太保、太傅、太尉等。这种加官是普遍的,几乎所有节度使都会因新朝建立加官进爵。这种通过改转官资提高节度使身份待遇、不易其任的做法,一方面重新确立了君臣关系,另一方面,基本不改变节度使原有职位,保障其权益,更容易得到节度使对新朝的认可。
 
三 节度使入朝和贡献
 
上表称贺虽表示节度使对新朝的服从,但这种做法的仪式性要大于实际意义。就五代来说,向新朝表示臣服的最重要做法是主动入朝。节度使一旦入朝,对节度使新官的任命乃至个人的处置就掌握在新朝手中,是还镇、改镇还是罢镇,朝廷都拥有自主权。不过假如节度使入朝后长期不能还镇,或者入朝之后罢镇,也会影响到其他未入朝节度使的忠诚和地方稳定。新朝也会考虑这些因素,以决定对节度使的处置方式。节度使入朝之时,往往携带大量财赋进献朝廷,贿赂皇帝左右,希望可以借此还镇。五代首先面对这一问题的,是后梁节度使。
 
同光元年十月,唐庄宗灭梁后,“梁诸藩镇稍稍入朝,或上表待罪”,宋州宣武军节度使袁象先和陕州镇国军节度使霍彦威先后入朝。其中袁象先“辇珍货数十万,遍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官、宦者,旬日,中外争誉之,恩宠隆异”(《资治通鉴》卷二七二),最后不仅顺利还镇,还被唐庄宗赐名李绍安,成为庄宗假子。霍彦威也被赐名李绍真,并顺利还镇。后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全义亦携带大量钱财入朝贡献,深得庄宗、刘夫人之欢心,继续为河南尹。许州匡国军节度使盗墓贼温韬入朝,“赐姓名曰李绍冲。绍冲多赍金帛赂刘夫人及权贵伶宦,旬日,复遣还镇”(《资治通鉴》卷二七二)。对此,孙光宪评价道:
 
 
庄宗皇帝为唐雪耻,号为中兴,而温韬毁发诸帝寝陵,宜加大辟,而赐国姓,付节旄,由是知中兴之说谬矣。(《北梦琐言》卷一八)

 

袁象先、霍彦威、张全义、温韬入朝之后得以还镇,与其积极向新朝靠拢的姿态和大批贡献密切相关。除了这些相对恭顺的藩镇之外,对新朝不满或与新帝不协的节度使,也有可能入朝,以示归顺。唐末帝李从珂与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一向不和,李从珂即位后,石敬瑭被迫入朝。李从珂藩邸之臣多劝其留石敬瑭不遣,韩昭胤和李专美则指出,留石敬瑭会使其他藩镇尤其是汴州宣武军节度使赵延寿心生疑惧,反而会影响到藩镇对新朝的向心力和地方稳定,李从珂遂遣石敬瑭还镇。宋太祖即位后,原来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扬州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请入朝。宋太祖拒绝了这一要求,使李重进“愈不自安,乃招集亡命,增陴浚隍,阴为叛背之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假如李重进顺利入朝,淮南之叛当可以避免。宋太祖之拒,可谓失策。
 
藩镇入朝后,多希望能够还镇;改镇或留之不遣,则易生死由人,是他们最担心的。新朝立国未稳之时,留置藩镇不遣,往往会使地方乏人镇守,反而容易导致地方动乱,对于巩固新朝统治不利。契丹灭晋后,“契丹主分遣使者,以诏书赐晋之藩镇;晋之藩镇争上表称臣,被召者无不奔驰而至”(《资治通鉴》卷二八六)。但契丹对入朝节度使大多留之不遣,导致地方动乱频发。如相州彰德军因节度使高唐英不在镇,“积兵器,无守备”(《资治通鉴》卷二八六),滏阳贼帅梁晖仅率数百人就袭取相州。大同元年(947)四月,耶律德光听闻河阳军乱,感叹自己占领中原后有三失,其中之一就是“不早遣诸节度使还镇”(《资治通鉴》卷二八六)。
 
一般而言,新朝肇建,对于入朝节度使,多会允其还镇,以树立导向,增强藩镇对新朝的向心力。待到政权逐渐巩固,则多改镇或罢镇。胡三省总结道:“五代以来,方镇入朝者,或留不遣,或易置之。”(《资治通鉴》卷二九三)乾祐三年(950)三月,后汉邺都留守高行周、郓州天平节度使慕容彦超、兖州泰宁节度使符彦卿、潞州昭义节度使常思、安州安远节度使杨信、邢州安国节度使薛怀让、镇州成德节度使武行德、相州彰德节度使郭谨、鄜州保大留后王饶、西京留守白文珂、府州永安军节度使折从阮等十馀名节度使皆入朝,赴嘉庆节为汉隐帝上寿。后汉朝廷趁机移易藩镇,徙高行周为天平节度使,符彦卿为平卢节度使,慕容彦超为泰宁节度使,薛怀让为匡国节度使,折从阮为武胜节度使,杨信为保大节度使,镇国节度使刘词为安国节度使,永清节度使王令温为安远节度使,王饶改华州镇国军节度。后汉朝廷一次移易九名节度使,涉及十馀镇,力度空前。
 
四 节度使叛乱与朝廷平叛
 
新朝建立后,与新朝皇帝有过矛盾冲突,或与前朝皇帝关系密切尤其是前朝皇室成员出任的节度使,经常心怀疑惧,担忧自己的前途命运。对此,有的节度使选择主动入朝以示恭顺,有的则缮甲治兵,以备非常。对于缮甲治兵者,新朝首先尽量促使节度使入朝,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北宋代周后,周世宗潜邸旧臣陕州保义军节度使袁彦,就“日夜缮甲治兵”。宋太祖对此极为担忧,命潘美监其军,允许潘美趁机杀掉袁彦。潘美“单骑入城,谕令朝觐,彦即治装上道”。宋太祖听闻此事顺利解决,也很高兴,对左右说:“潘美不杀袁彦,成我志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随后,袁彦改曹州彰信军节度,一场可能的叛乱得以成功化解。
 
 
周世宗像
 
不过,对于要求入朝的诏令,并非所有缮甲治兵者都会服从。在这种情况下,新朝就必须着手应对可能的叛乱了。后梁、后唐以降,随着中央军事优势的确立和扩大,除非得到契丹全力援助或禁军兵变,地方藩镇已不可能推翻新朝,叛乱迟早会被平定。但新朝初立,正是“群心未尽归附,诸侯坐看兴亡”(柳开《河东先生集》卷一〇《乞驾幸表》)之时,假如平叛时间拖得过长,会严重影响新朝的政治威望,引起其他藩镇效法。后晋天福二年(937)六月,魏博节度使范延光起兵,并招诱东都巡检使张从宾等共反。七月,张从宾之乱被平定后,范延光知事不济,“遣使奉表待罪”(《资治通鉴》卷二八一)。但石敬瑭不许,必欲攻下魏州,希望树立新朝强势的政治形象。但到第二年七月,魏州仍然未能攻下,石敬瑭被迫与范延光和解。在得到石敬瑭保障其人身安全并移大藩的许诺后,九月范延光出降,改镇郓州天平军。对魏州用兵岁馀而未能攻下,最后以和解告终,平叛的无能严重影响了后晋朝廷的政治威望。石敬瑭“在位七年,而反者六起”(《新五代史·安从进传》),政局始终处于动荡之中,与此密切相关。
 
易代之际,迅速强硬平叛,对于维护新朝政治威望十分重要。建隆元年(960)四月,昭义节度使李筠起兵反,宋太祖先遣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副都点检高怀德率军进讨,五月又下诏亲征。六月初一日,到达泽州城下后,仅十馀日便攻下泽州,李筠赴火死,随后潞州亦降。同年九月,淮南节度使李重进反,宋太祖先令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等进讨,十月,再次下诏亲征。十一月刚刚抵达扬州城下,扬州城破,李重进赴火死。昭义、淮南二叛,宋太祖本不必亲征,二镇亦不难平定,其亲征之目的在于加速平叛进程,树立新朝强势的政治形象,防止其他藩镇效法。快速平定二叛后,宋朝对各地的统治迅速稳定下来。
 
新朝建立后,遣使宣告诸道,既可以昭告天下,也可以观察节度使对新朝的态度。节度使上表称贺,一来祝贺新帝登基,二来表示臣服。朝廷加恩节度使,授予新官,重新确立起君臣关系,使前朝旧帅成为新朝藩臣。部分节度使会选择入朝以示恭顺,对于入朝节度使,朝廷会综合考虑其与皇帝个人关系、节度使贡献、对其他藩镇影响等因素,选择还镇、改镇或罢镇的处理方式。对于叛变的节度使,则快速进讨,以维护新朝的政治威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政权更迭在地方得以顺利完成,五代宋初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并未因政权频繁更迭受到严重影响,也有利于减轻政权更迭对地方局势带来的震荡。待到北宋立国,政权稳固,削藩措施开始稳步推进,最终彻底解决了持续两百多年的藩镇问题。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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