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一定要按行政区圈定范围、设置身份、规划特色、厘定性质，这本是伪命题，但是在合适的文化圈来论述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又的确是个省事的做法。不为别的，就是因为长期居住在某个固定地方，长期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互通声气”，很快会形成同质化趣味、同质化审美和同质化价值模式；当这些无形的东西最终凝结成有形的文学，仰赖地方刊物公之于世时，便很容易形成“近亲繁殖”现象。大体来说，现象即模式；特别是价值追求和思想成色，更复如此。

按照拙著《文化现代性与宁夏地域文学》的研究对象，宁夏地域文学，其实还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候，尽管一些通行的当代文学史著述，总是习惯性地给予“西部特色”“安静诗意”“乡村乡土”一类命名，然而，这样的分类，多数时候不过是文学等级制的产物，不能从根本上检验出文学的审美成色，判断出文学的思想底色。

为了更微观更具体地论述宁夏地域文学，本书以“文化现代性”为总的价值尺度，从不同角度和侧面，进行了较深入细致的分析与论述。先以解构主义方法，揭掉笼罩在西部文学头上的，来自文献学和民间民俗文化学意义的神秘面纱，让西部呈现出西部本来面目；再以文本细读方式描述清楚宁夏小说、诗歌、散文的基本面貌；最后试着在文化现代性的思想观照下，勾勒出宁夏文学创作的新经验，特别是揭示出普遍性局限与不足。至于“文化现代性”这一概念，它已经不是一个新概念，是哲学现代性、社会现代性、审美现代性等一组概念中的一个，都是对现代社会、现代文化中人的现代结果的描述。具体到这部小书，文化现代性则是一些具体的研究思想、视角和价值理念。

首先，文化现代性是一种思想。相对于文化传统主义，文化现代性更加注重在完善的现代社会机制中，衡量个体人的觉醒程度或不觉醒程度。如此，文学题材选择有无思想含量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文化现代性来审视与检验。其次，文化现代性是一种视角和方法。没有这种视角和方法，就无法判别文学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具有文化自觉意识的问题，也就容易把一般道德伦理叙事，或把“回归”传统宗法宗族社会具体道德伦理方式方法的行为，视为完善人本身的终极目的，而无视人超越自我的主动作为。再次，文化现代性是一种价值理念。多元社会中，什么价值追求都可能存在，也都相对具有存在的道理。但对新型城镇化建设即文化城镇化来说，时代的强烈要求必然是人的现代化。人们如何才能觉悟到并接受文化现代性价值理念，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现实对人的现代化这种诉求的支持水平，这即是黑格尔曾经说的，从“外在的”来确认“内在的”，并达到确认个体有意义的“内在性”生活的目标。很难想象，没有文化现代性这一价值理念，该怎样衡估文学作品这方面的品质。

当然，现在的确有一种思潮认为，“现代性”即颓废、迷茫、消极、负能量等的同义语，也即“城市病”。这不仅是一种肤浅观点，而且还是一种别有用心的思维蛊惑。“城市病”的确存在，但指的是偶发的、个别的和个体的现象，与具体人的禀赋、具体环境状况以及具体情境有密切关系。如果所谓“城市病”已经构成了某种普遍性或集体无意识而存在，它就一定不是个别人的个别趣味和诉求问题，是现代社会机制不完善或缺失所致。这时候，就必须追究“外在的”原因，而不是无休止琢磨个体具体的道德伦理状况。一句话，病根仍然在文化现代性意识的不自觉上。这即是本书以文化现代性来统摄的主要目的。

选择这样一个研究方法，说到底不过是“总—分—总”，或“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传统思维。但要细说，有些地方却不尽然。关键性难题在于，要扭转文学思维的惯性运行，打断惯性文学思维对地域“深层文化结构”的一味依赖，就有必要把现有文学事实放到新型城镇化（文化城镇化）这一切现实背景来观察。在这个背景之上，要探讨人的现代化程度，或者说研究人觉醒的程度，滞重芜杂之外力必然会构成文学及理论批评的论述重点。如此一来，什么是该继承和继续发扬的文学遗产，什么是需要自觉警惕和自觉抛弃的文化赘余，便渐趋清晰了。

之所以在“西部”这个较大的文化圈先下手，重要原因就是为着把宁夏地域文学及其理论批评，从人们给赋予的文献学的起承转合与民间民俗文化精神的特殊性中解放出来，让其进入成熟现代文化及现代社会机制，接受检验。

当然，研究宁夏地域文学的方法有多种，结论自然也有很多种。本书选择这一种，主要认为文学虽然可以娱乐，可以自恋，可以表达自我存在感，甚至可以产业化，但本质上它必然要有一部分成为我们自己时代的生存证明和思想运行轨迹，坚硬地矗立在我们的日常现实和心灵现实的双重地平线上，作为永远的灯塔来照亮我们。正因如此，对于正在成长的文学，就有理由进行高一点的审视。说到“高一点审视”，恐怕很容易招来一片骂声，根据我对近年来文坛某些风气与行规的了解，这几乎是一定的。他们会理直气壮地认为，文学是多元化的，文学是自我的。既然多元，什么样的文学都是合理存在；既然自我，必然包括自恋、自大、自我作古、自我经典化，且以“我”为中心或首位是文学当然的衡量标准。这又有什么可质疑的呢？实不相瞒，重读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文艺一瞥》之前，我也是这么想的，亦是这么做的，更对别人的指责、质疑很难从心里服气，觉得你又不是上帝，文学的尺子凭啥在你手里？

年轻气盛时读李泽厚，不知所云，而今不惑之年再读，只恨懂得太晚。在刚提到的这一章中，李泽厚挨个点评完至今我们在文学学科规定性中都认为很有批判锋芒、很有个性、很有良知、很有道德感的近现代英豪、作家、知识分子的古体诗词、长篇小说、学术等后，他写道：“他们没有新的世界观和新的人生—宇宙理想，来作为基础进入情感和形象思维，而旧的儒家道家等等又已经失去灵光。因此，尽管他们揭露、谴责、嘲骂，却并不能给人以新的情感和动力。这就是晚清小说之所以失败的重要原因。”

研究晚清文学，以及从比较的角度研究晚清与现代文学的著述，亦可谓汗牛充栋，然读后如过眼云烟，留下的思想冲击不大。唯独李泽厚的这个感知、判断，让我很受触动。原因大概在于，他从整体上弄清楚了暧昧时代文学思想深层的分水岭。不言而喻，我之所以以“文化现代性”来重新审视一遍宁夏地域文学，包括审视我之前写的不少宁夏文学论文，是因为宁夏社会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的确已经到了从整体上来检验人的现代化程度的时代。不然，我们习惯用的人道主义话语、莫名其妙的忧患意识、似是而非的道德伦理感喟，以及口头禅、顺口溜似的“真实性”“批判性”“犀利”“尖锐”，乃至“人性”“诗意”“温暖”等等，便没有具体所指，也就不是在彻底的观念更新层面上来说的，那就只能是道士画的自欺欺人的护身符，不能从根本上阐明现时代人们为什么需要和何以需要文学这个朴素的常识。当然，李泽厚在同一篇文章中还有另一说法，他认为，从文艺史看，经常有两种现象，一些作品是以其艺术性审美性，装修着人类心灵千百年，另一些则以其思想性鼓动性，在当代及后世起重要的社会作用。前者追求审美流传，因而追求创作永垂不朽的“小”作品，后者面对现实，语言上尽管粗拙，思想上却能震撼人心的现实作品。李泽厚的观点是，两全其美再好不过，倘若不能兼顾，他更喜欢现实主义文学，原因是“容易看，又并不失其深刻”。我赞同这个观点，故而在打量、分析对象时，并没有给那些追求永垂不朽的“小”作品，或看上去总是以所谓艺术性审美性为旨归的价值理念送去过多掌声。经验告诉我，这一类作品占有太多份额，是一个时代文学的底盘。底盘之上的少数作品，也许才真正具有思想冲击力，也就更值得进一步观照，深一层留恋、回味、品鉴。

鲁迅有一篇文章叫《反对“含泪”的批评家》，其中说到，“批评文艺，万不能以眼泪的多少来定是非”。我把它理解为鲁迅对“道德批评”与“审美批评”的嘲笑，因为前者导致文学作品的社会内容溃散，后者直接掩盖真相。我这本小书本是偶然所为，现在有了出版机会，当然还是想有点新东西，起码不想重复自己，自然包括对这两方面的警惕。至于究竟怎样，乐意接受来自学术层面的任何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