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50—60年代的山西文艺在地方文艺中成就显著，将其置于“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纵向社会-文化结构及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与建设实践进程中来进行系统考察，便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山西文艺之所以居于领先地位，正是由于其继承和发展了解放区文艺“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创作经验。因此，对这一时期作为地方文艺的山西文艺的理解，就不仅仅与地理空间、区域文化、方言土语等问题相关，也与革命文艺工作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群众经验、现实感受与政治理解密切相关。那么，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地方”就不是一个预设的地方史范畴，而往往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在“国家/中央-地方/基层”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地方经验、群众经验。

　　关键词：地方文艺；山西文艺；深入生活；群众经验

　　今天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对地方文艺的思考，通常沿着两个思路展开，一是以时间为线索，在传统文学史写作框架下细化、增补地方性作家作品，对文学史的基本面貌加以丰富与补充；二是以“区域文化”为视角，从地理空间、方言俗语、民俗文化等角度切入，将作家的主体状态、作品的艺术风格与地域文化互为印证。这两种思路，或依赖传统文学史视野，将地方文艺作为整体性文学史的补充材料；又或以“区域文化”为视角将地方文艺作为多元化文学形态的样本之一。近年来，陆续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以“地方”为研究视角与路径，在新的空间意义中，动态化地理解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建构，进而尝试重新思考“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中国经验”。1

　　然而，即便是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与问题之下，“地方”也只能作为一个“样本”或者“局部”发挥其价值——地方文艺经验似乎很难成为一个独立命题。这一方面取决于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既有特质，另一方面更是长期以来以地理空间、民俗风情、语言习惯、精神特质等一些固有标准理解“地方”的结果。对于现代文学的生成语境而言，地域空间的区隔与区域文化的差异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各个区域的文艺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类似的思考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一些固有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思路。但是，当我们进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传统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经验时，这些思考路径似乎又无法帮助我们形成完全切合研究对象的思考方式。

　　1944 年，在参加陕北神府县王家庄晋西北群众大会时，后来被认为是“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的胡正、孙谦、李束为、西戎、马烽（左起）第一次合影

　　相较于流派纷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讲话》传统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经验并没有产生太多主张鲜明、独具特色的文学/文艺流派，后来被频繁提及的以山西作家群为主的“山药蛋派”、以河北作家群为主的“荷花淀派”，更像是1980年代以后在特定的文学观念与研究视角下被不断强化的文学史概念。1950年代，“荷花淀派”虽然在创作风格、文学主张等方面开始具有流派特征，但实际上，当时这个流派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是很快“解体”，成为文学史上“短暂”的文学现象。2“山药蛋派”以山西作家为主，他们重视文艺创作对群众的教育作用，作品也大多以山西的农村生活为题材，这些似乎使得“山药蛋派”更具有地域性的创作流派特征。但实际上，赵树理与马烽、西戎等“晋绥五老”在艺术资源、写作方式、作品风格等方面又存在差异。在1980年代初的语境中，“山药蛋派”这一概念的提出3，也并非仅仅从地方特色、地域文化的角度界定“山药蛋派”的创作特色，而是在以下一些方面也同样展开思考——“山药蛋派”的作品与地方生产生活之间的关系、作品“风趣、幽默和诙谐的轻松情调”得以产生的社会氛围，以及作家在与群众“共事”过程中对“生活”与“人”所达到的认识状态。4相较于1980年代中期以后研究者着力于从方言土语、地域文化等角度出发理解山西文艺，上述这些视角似乎更接近《讲话》以后山西文艺发生的历史语境与生成机制。只是，在后来的研究中，这些视角很快就被新的学术思潮所淹没，没有被更深入地展开。

　　1949年以前，各地方、区域因抗日战争、国内政局等因素在政治环境、社会结构、文化形态等各方面都呈现出较大的差异；而1949年以后，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明朗，在相对统一的政治要求下，这些地方与区域，由“旧”转“新”，逐一“解放”，在国家政权、意识形态、社会结构、文化氛围等方面逐渐形成了统一的趋势。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相对统一的政治要求下，“地方”的异质性似乎逐渐结构于“国家”的整体性，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呈现出新的状态。这既不同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多个政权并存的政治语境下所形成的国家-地方关系，也不同于1940年代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所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而是一种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目标，在党政交叠的基础上，开展出的特殊形态。因此，新中国的“地方”不仅仅是相对于国家这一整体的“地方”，也是相对于中共中央的地方，更是结构于中国共产党政治革命运动中的“地方”。因此，思考这一时期的“地方文艺”，恐怕首先要突破的就是在横向地理空间的意义上寻求不同地域文艺的异质性与多元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地方文艺”一方面需要被放置于“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另一方面也还需要被还原于自1940年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展出的一整套推动革命政治运动的模式与经验中来考察。

　　1958年6月，《文艺报》曾在杂志上开辟“山西文艺特辑”，专门向全国文艺界推介山西文艺的经验：“山西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刊物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是值得学习的”5。“特辑”中的几篇文章，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山西文艺的“优良经验”追溯至对解放区“密切联系群众”这一文艺经验的接受和继承——解放前“和解放区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生死的生活经历”，解放后“经常深入农村，和群众在一起生活”6。显然，对于在《讲话》要求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而言，“地方”文艺的重要性并不在于文艺工作者对地域特色的发现，而更在于其如何更好地“联系群众”与“深入生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当时的文艺体制下，地方文艺所呈现出的“地方性”并不完全在于某一区域的地方文化特质，而更在于文艺工作者透过这种特质所把握到的现实中的人情与人心。也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理解这一时期文艺的“地方性”是要以理解地方社会的“人”与“现实”为前提的。因此，对于《讲话》传统下形成的革命文艺与社会主义文艺而言，应当更倾向于关注文艺工作者秉承“深入生活”与“联系群众”原则，在参与基层生产生活的过程中，通过体悟社会人心，所形成的对时代氛围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以及这种理解在文艺创作中所可能开掘出的深广度。

　　1958 年第 11 期的《文艺报》刊载“山西文艺特辑”

　　毛泽东在《讲话》中将“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视为当时的文艺工作者需要解决的两个中心问题。《讲话》发表后，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一以贯之的核心要求之一。伴随着革命实践的成功，一套与1940年代特殊的政治实践、社会实践相互嵌套的文艺实践也随之产生。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更广阔、更复杂的基层社会状况，新的政治目标被不断提出，这就在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形成于1940年代的一套革命实践经验带来了新的考验与挑战。而这种具有“联系群众”精神的文艺虽然依旧是新中国文艺要求中被特别强调的品质，但面对新的历史要求与挑战，它可能开拓的空间和发挥的作用却日渐不同。一方面，“联系群众”成为国家治理中被特别强调的政治要求，这些要求贯穿于一系列政治运动，在不同历史阶段被灌以具体的政治内涵，成为形塑地方的潜在力量；另一方面，对于地方社会而言，“联系群众”又有其需要具体面对的基层现实，革命实践主体在与现实互动中所产生的实践经验，往往会溢出先在的政治设计与思想观念。因此，地方文艺工作者作为革命实践主体的一员，就不得不面对这种国家政治要求与地方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在不断激进化的政治运动中，使得那些承继1940年代“联系群众”精神的文艺工作者及其创作，逐渐徘徊于激进的政治要求与地方社会现实之间，呈现出某种非激进化但又在更本质上具有革命性的特殊状态。因此，需要注意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密切联系群众的精神”在不同政治运动中其具体意涵的滑动，尤其是面对地方社会的现实状况时，在“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中，“联系群众”就愈发具有高度的实践性和具体性。这就更加需要我们进入地方社会的具体经验，一方面对不同历史时期“联系群众”的意涵做更扎实的理解，另一方面也对文艺工作者在不同时期的群众经验做更贯通的考察。

　　1950年代，同样出身晋绥根据地的革命文艺工作者马烽与西戎，都曾以山西汾阳的贾家庄为根据地“蹲点”深入生活，因此，两人的作品往往在题材上多有交集，甚至会围绕现实中的同一原型展开创作。但有趣的是，在处理相同素材时，两人往往会在创作上表现出较大差异。例如同样以表现年轻一代积极推进农村水利化工作为素材，马烽创作出了《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着力表现政治上更加进步的年轻一代在与自然条件、与农村老一辈人的重重矛盾中，排除困难、开山劈水的生产生活热情；而西戎则创作出了《女婿》，讲述年轻一代在乡村旧有的伦理观念、情感逻辑下，带动老一辈人转变思想观念，积极开展水利化建设的过程。在当时的文艺政策要求下，这两部作品都力图在现实的矛盾斗争中表现典型人物，但实际上两位作家又各自开拓出了不尽相同的创作路径：马烽更擅长在现实的重重矛盾中，写出社会主义新人的所作所为；而西戎则更擅长在矛盾斗争中讲出人物行动的思想基础和情感逻辑。

　　那么，在面对1950年代相同的政治环境、统一的文艺政策、相似的现实素材时，同样出身于晋绥根据地的马烽与西戎，为何会在创作上呈现出不同的写作路径与作品形态？这恐怕就需要详细考察《讲话》以后1940—50年代他们在群众工作经验中的具体差异。1940年代末，经历了晋绥土改的马烽，在《晋绥日报》上发表了《关于群众路线的点滴经验》一文，专门讨论如何在党的政策与群众的真实状态之间，找到开展群众运动的有效途径；而西戎则在1980年代还对自己1943年在德保县开展减租减息工作时，与当地妇女之间所建立的深切的情感连带念念不忘。这些建立于1940年代的群众观念，对于1950年代中后期身处日渐激烈的政治运动中的马烽与西戎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又对他们1950年代的现实感受、政治理解，以及以此为基础开展的文艺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都需要更详实地梳理。而这一工作，尤其需要直面1950—60年代的政治运动、社会现实，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进程中考察创作主体对政治要求与现实矛盾的理解与表现。

　　1958年6月，《文艺报》推介山西文艺时，曾发表了一篇由沐阳整理的会议纪要《民族的艺术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座谈〈火花〉上的短篇小说》。这篇文章详实地记录了1958年5月27日《文艺报》与《火花》编辑部座谈时，与会者对山西作家所创作的短篇小说的讨论与评价。座谈会从几个方面肯定了这些小说创作的成就——“不只短小，而且精悍”，“塑造人物有办法”，语言、故事、情趣富有“浓厚的乡土味”，能够反映“时代精神和生活气息”。其中被点名表扬的作品包括马烽的《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老寡妇》、西戎的《盖马棚》《姑娘的秘密》《王仁厚和他的亲家》、束为的《难忘的印象》《好人田木瓜》《唉，这伙年轻人！》、孙谦的《伤疤的故事》、韩文洲的《长院奶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塑造人物”的问题时，与会者不仅认为当时《火花》上发表的这批短篇小说人物形象“很活”，而且特别强调马烽、西戎、束为、孙谦等人的作品通过创造“中农的典型”，“表现了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高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路线的激烈冲突，社会主义思想的强大的吸引力及其在农村的教育、改造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鲜明的阶级立场和大胆地、严肃地描写矛盾冲突的精神”，甚至强调要从这些作品出发“总结出如何正确反映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经验”。7之后，1958年也被认为是山西文艺界短篇小说大丰收的一年。事实上，从今天的文学观念来看，这一时期山西文艺界的短篇小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小说，甚至是否能归入“文学作品”都可能存在争议，这些作品更类似于人物速写、通讯、特写、故事等体裁。也正因此，这些小说尤其具有通俗易懂、及时反映现实的特征。山西省文联的机关刊物《火花》1960年第6期发表社论《为短篇小说的新、短、通而努力》，将山西短篇小说的创作经验概括为“新、短、通”，亦即“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群众、新的生活”，“短小精悍”“方便阅读”，“通俗易懂”“喜闻乐见”。

　　山西文艺被推介后不久，《文艺报》于1959年4月组织了“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受到读者质疑，被认为是“歪曲现实”的作品。1962年，山西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韩文洲等人的作品，在“大连会议”上又被茅盾、邵荃麟高度肯定，认为其表现了“中间状态的人物”，呈现出了现实矛盾的复杂性。然而到1964年，这些作品再因描写“中间人物”遭受批判。“文革”中，山西文艺界更是被称为“描写中间人物的大本营”。事实上，不难发现，1950—60年代文艺界对山西短篇小说创作的评价起伏背后所涉及的核心问题正是：这一时期，在起起伏伏的政治运动中，地方文艺工作者究竟应该如何理解现实矛盾与思想斗争，又该怎样在矛盾与斗争中呈现“现实”与“群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如果将“中间人物”论还原于1962年的特殊历史语境8以及大连会议上邵荃麟的发言内容，就不难发现，邵荃麟所言的“中间状态的人物”中所谓“中间状态”主要是指当时错综复杂的“人民内部矛盾”。在邵荃麟的语境中，这个矛盾包括了工农业的矛盾、城乡矛盾、生产矛盾、分配矛盾等各个方面——当时他借用了毛泽东1957年2月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的说法。因此，大连会议上所谓的“中间状态”的人物是有其丰富的社会意涵的，而会议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山西作家1950—60年代之交的创作给予了肯定。相较于邵荃麟的陈述，1964年，在批判“中间人物”论的讨论中，对“中间状态”的理解就被简化为人民“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9。这样，所谓“中间状态”就成为一个政治立场问题，而邵荃麟所言的“中间状态”可能包含的历史意涵和社会意涵在实际上已经被消解。从这一点来说，理解1950—60年代之交山西文艺的创作及其评价问题，尤其需要回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与社会现实，重新梳理文艺与国家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把握创作主体发现、理解、分析、反映当时的政治运动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过程，而这又与前文所述的文艺工作者在《讲话》要求下，所发展出的“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经验、能力密切相关。

　　另外，对于山西文艺而言，在现有的文学史论述中，“山药蛋派”的作家群似乎特别具有主动践行“赵树理方向”的创作意识，而这又促使赵树理在文学史的论述中成为“山药蛋派”中首屈一指的代表性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承续解放区文艺资源而来的山西文艺，“赵树理方向”当然可能成为地方文艺的代表性经验，对山西文艺形态的发展产生引导性影响。但与此同时，从1950年代山西文艺的实际发展状况来看，山西文艺并没有囿于某种既成的文艺经验，而是在实践中保持了某种混杂感与一定的新鲜度，这与政治实践的起伏、文艺政策的变化，以及山西文艺工作者代际的更迭与重组等因素都有关系。面对围绕不同阶段中心工作所推动的革命政治运动，处于这些动态因素中的文艺工作者所能达到的主体状态也不尽相同。以赵树理和马烽为例：1952年5月，刚刚卸任《说说唱唱》主编的赵树理撰文《决心到群众中去》，将自己的创作问题归因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带来的后果是自己在写新人新事时“养料不足”10；而1952年10月，刚刚经历北京市文艺界整风学习的马烽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创作中的问题是“缺乏明确的工人阶级的思想”——在他看来，自己创作中的问题是“只反映了一些比较肤浅的现象，透过所写的事件，看不出与整个社会变革的密切联系”，而这实质上是“一种狭隘的农民观点，就事论事，只看到眼前的问题和眼前的利益，缺乏明确的远大的目的性，因而对现实生活也就缺乏强有力的指导作用”11。显然，较之赵树理，这一时期马烽似乎更加敏锐地捕捉到了政治运动的“方向”，也由此对自己的文艺创作提出了新的标准，而这同样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前文提及的马烽与西戎在1950年代末创作上呈现的差异。事实上，自1940年代以来，马烽和赵树理在思想和文艺资源的构成上本身就存在差异。对于马烽而言，1940年代早期求学鲁艺“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的延安经历、建国初期直接参与文协工作、筹备并进入中央文学研究所学习的经历，恐怕都可能使他与赵树理在文艺观念与思想认识上形成一些并非全然对立的差异。因此，对于理解地方文艺而言，考察不同创作主体在具体的政治运动中所积累的思想资源与文艺资源，进而呈现不同政治时期地方文艺形成的具体过程也同样尤为必要。

　　赵树理与太行山区沁水县嘉丰乡农业社社员们在一起

　　虽然“赵树理方向”不足以概括“山药蛋派”作家的艺术观念与创作实践，但“赵树理方向”的提出这一事件本身在山西的地方经验中，仍是颇具代表性的经验。回到1940年代的历史语境，考察赵树理围绕《中国人》《抗战生活》等杂志的编辑工作开展出的通俗化意识与文艺实践，并将之对照于1947年周扬与陈荒煤对赵树理创作的理解，我们便不难发现从“赵树理”到“赵树理方向”实则是一个以赵树理个人经验为基础的基层经验被发现、总结、提高与推广的过程。所谓“赵树理方向”一方面可以被视为对赵树理在解放区开展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另一方面更混杂了中国共产党对解放区文艺实践方向的基本定位与引导。而在生产建设与政治运动中，山西同样自根据地时期就“典型”辈出，尤其是1949年以后，李顺达、郭玉恩、申纪兰等全国劳模以及汾阳县贾家庄的改碱治水经验、昔阳县的大寨经验等都是在全国范围内颇具影响力的典型。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的地方经验一度备受中共中央的肯定与重视，也往往会在全国范围内被宣传、推广，发展成为全国性经验。一定程度上，这一过程可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在1940年代形成的一种推动革命政治运动的模式——围绕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发现有效的基层经验，并将其总结、提高为模范典型，“以点带面”，在更大范围内逐步推行、发展。12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时期“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异就并非地理空间、地域文化、民俗风情所能概括，而是围绕某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着力推动的中心工作形成了“先进”与“落后”、“带动”与“被带动”的差序关系。而在发现、培养、总结、提高与推广这些典型与先进经验时，地方文艺工作往往在经验转化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方面，在发现、培养、总结典型经验时，这些英雄人物、先进典型往往会或隐或显地构成文艺创作的主要素材，而对此类素材的挖掘、培养、再创作又与地方文艺工作者的主观状态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在宣传、推广、发展某一地方经验的过程中，以此为素材的文艺作品本身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又对宣传、推广此类典型与先进经验起着关键性作用。而这一过程中，如何恰切地处理政治要求、社会现实与文艺创作的关系，对于革命文艺工作者而言，同样充满挑战。1960年代以后，山西几位主要作家正是以这些典型经验为素材，在日益紧张的政治氛围下，开拓出了新的创作空间。

　　因此，作为地方文艺的山西文艺内嵌于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的特殊结构，一方面要直接回应地方社会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与思想斗争，另一方面又要配合革命政治运动进程的整体推进；同时，1950—60年代对“地方文艺”的褒贬又并非简单的政治判断、艺术评价，而是与中国共产党某一时期中心工作的推动、革命运动的开展密切相关。因此，将地方文艺置于“国家/中央-地方/基层”的社会结构中，在充分把握中国共产党政治实践与地方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考察不同时期革命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联系群众”的革命经验，并且充分认识革命文艺参与推进中国共产党革命政治运动的过程就显得尤为必要。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50—60年代的“地方”就不仅仅意味着构成“国家”的不同的“部分”，也往往承载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实践在“国家/中央-地方/基层”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的“革命经验”。由此，或可对通常关注方言、地域文化的“地方”研究做出有益的补正和拓展。

　　1    参见李怡：《世界知识、地方知识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李怡：《“地方路径”如何通达“现代中国”——代主持人语》，《当代文坛》2020年第1期；李怡：《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2    洪子诚：《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0页。

　　3    通常认为李国涛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且说“山药蛋派”》一文是较早明确提出“山药蛋派”这一创作流派的文章。参见李国涛：《且说“山药蛋派”》，《光明日报》1979年11月28日。

　　4    参见李国涛：《且说“山药蛋派”》；刘福林：《“山药蛋派”还能“流”下去吗？——与李国涛同志商榷》，《山西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艾斐：《长期“共事”以“久”臻“熟”——论“山药蛋派”作家深入生活的态度和方法》，《当代文坛》1984年第4期。

　　5    参见“山西文艺特辑”的“编者按”，《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6    李束为：《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7    沐阳：《民族的艺术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座谈〈火花〉上的短篇小说》，《文艺报》1958年第11期。

　　8    所谓特殊的历史语境是指，1961年底到1962年中央特别感受到与地方之间的张力关系，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而1962年初，陈毅、周恩来又先后提出了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9    《文艺报》编辑部：《“写中间人物”是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文艺报》1964年第8、9期。

　　10  赵树理：《决心到群众中去》，《赵树理全集》第4卷，大众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121页。

　　11  马烽：《坚持工农兵的方向》，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编：《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马烽专集》，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版，第14页。

　　12  程凯曾对相关经验做过具体论述。参见程凯：《“群众创造”的经验与问题——以“〈穷人乐〉方向”为案例》，《人间思想》第5辑，人间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