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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翡》背后的南梁宗室:南朝因何皇室纷争中走向消亡?

未知

  正在热播的影视剧《有翡》,在历史上是否有其原型?
  
  剧中时间线所处的是一个大争之世——南北朝晚期,虽然当时的历史未必有《有翡》中的江湖恩怨,但论及各国的庙堂谋算和皇室的恩怨纷争,《有翡》却并非全是戏剧化的附会,剧中男主角谢允(萧庄)在历史上应该属于南梁宗室,而南北朝真实的皇室历史,比起影视剧可能更加精彩。
  

  有翡
  
  《有翡》剧照,王一博饰演谢允(萧庄)
  
  分镇地方:失控南朝宗王
  
  
  
  南朝宗室掌握实权、出镇一方,并非自南梁开始。早在西晋初年,曹魏宗室势力暗弱导致失国的殷鉴在前,晋武帝司马炎便恢复了宗室的军政、财政大权,广置宗王,大嗣分封。之后的东晋立足于豪强,在未确立出镇制度的同时,保留了宗室参与地方中央政务的权利,刘宋、南齐的宗室政策也因袭了东晋。
  
  可即便如此,南朝皇室内斗的频率也是高的惊人。据罗振玉《补宋书宗室世系表》统计,皇族158人,子杀父者一,臣杀君者四,骨肉相残杀者百有三,被杀于他人者六。
  
  裴松之的曾孙裴子野在著作《宋略》中分析萧道成代宋建齐的原因时也提到了——
  
  “太宗为之驱除,先颠其本根。本根既蹙,枝叶遂摧。”
  
  这也是南朝时期各个朝代更迭的常态,宗室作乱后,中央的控制力量随之被削弱。宋明帝刘彧在自己登基后,几乎将自己的兄弟屠戮一空,为萧道成扫清了障碍。之后齐明帝萧鸾以旁支继承皇位,也大事杀戮萧道成、萧赜后人,萧衍才得以寻机代齐立梁。
  
  这种无止境的内耗严重削弱了南朝的实力,曾经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逐渐远去,空前的危机已经酝酿,南朝统治者却恍然不知,宗室皇权之间的互相怀疑和博弈从未停止。
  
  
  
  梁武帝萧衍画像
  
  宗室乱政:南朝的衰亡
  
  
  
  “陛下为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隋书·刑法志》)
  
  在梁武帝萧衍的一次出巡中,一位京郊老人拦路向梁武帝进言,认为他对待皇族宗亲、士族官员刑律宽松,对待底层民众压迫过重,此时的南梁在金玉其外的“太平世道”下,已经是“人人厌苦,家家思乱”。
  
  萧衍代齐建梁之后,出于对亲族的信任,萧衍延续了西晋以来的宗王出镇,将自己的诸多子侄分封各地,军事政务一把抓。权限很大的同时,对于宗室子弟的各种胡作非为,萧衍还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宽纵态度,彻底打开了宗室斗争的潘多拉魔盒。
  
  南梁的皇族往往出任地方重镇,或者在中央担任要职,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要么能力有问题,要么人品不好,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其中,以萧衍的侄子萧正德最为劣迹斑斑。
  
  萧正德,是临川靖惠王萧宏第三子,梁武帝萧衍的侄子。一开始萧衍还未生子时,曾将萧正德过继为自己的儿子。但在萧衍的长子萧统出生后,萧衍就将萧正德还归本宗。
  
  还归本宗,意味着萧正德失去了被立为储君的机会,面对地位的骤然改变,萧正德怀恨在心,毫不掩饰自己对储位的野心,多次声称自己“应居储嫡”。
  
  但跋扈乖张如此,萧正德也并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在普通三年(公元 522 年)晋升为以黄门侍郎为轻车都尉,置佐史。
  
  紧接着不久,身为宗室的萧正德又叛逃到了北魏。这种随意的逃亡行为让原先在北魏的南齐宗室萧宝寅感到不耻,他上表北魏孝明帝元诩说:“岂有伯为天子,父为扬州,弃彼密亲,远投佗国。不若杀之”。但萧正德的跳槽生涯还没有结束,南梁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萧正德又从北魏逃回南梁,但梁武帝萧衍并没有对他做出惩罚,甚至于“泣而悔之,特复本封”。
  
  萧正德这种连接反叛的行为,历朝历代都属于重罪,即便是逃过了身死族灭,至少也会被流徙荒凉之地,但萧正德不仅没有得到实质性处罚,反而还被恢复封爵,被任命为征虏将军。即便萧正德在之后胡作非为,最大的惩罚也不过暂时免官。
  
  梁武帝萧衍对萧正德等宗室亲族的宽纵,助长了萧正德和萧梁宗室的歪风邪气,宗室子弟诸如“性倨而虐”“常公行剥掠”等各类记载黑料不绝于史书。
  
  除了骄横跋扈以外,萧梁宗室在国家有难时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拱卫朝廷的作用,反而纷纷成了坐观成败的投机者和叛乱者。宗室子弟中除萧正德外,还有大批宗室的想法跟萧正德类似,想在这场祸乱中赚取最大的利益。
  
  南梁太清元年(548年)八月十日,东魏降将侯景利用南梁累积的种种矛盾,以诛杀中领军朱异、少府卿徐驎、太子右卫率陆验、制局监周石珍为借口起兵于寿阳,由于多年来南梁宗室士人对于底层民众的压迫,侯景在向建康进发的路途中迅速聚集了数万大军。
  
  此时的萧正德还被萧衍任命为都督京师诸军事,而侯景利用了萧正德当皇帝的野心,对其以帝位引诱,此举正中萧正德下怀,于是都督京师诸军事的负责人果断反水,成为侯景的内应,在他的帮助下,侯景轻而易举突破了南梁道道防线,不久之后,渡过长江攻入朱雀门。
  
  中央的皇室成员高举叛旗以外,地方出镇的宗室表现得也相当不堪。
  
  坐镇荆州的萧衍之子萧绎拥众逡巡,救援建康相当消极。他还调动内乱,杀信州刺史桂阳王萧慥于江陵,又与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相互攻击。他派出救援建康的是萧方等和王僧辩,前者是失宠的儿子,后者在当时也不为萧绎重视。而益州的萧纪、江东的萧大连、江州的萧纶,大多是静观其变,并没能给危急的中央提供助力。
  
  这也让侯景叛乱时响应纷纷,从而糜烂四方,东西魏也趁虚而入。萧衍任人唯亲,滥用宗室的副作用在此时体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各宗室出镇四方,但因为权力过大,又有皇位的法理继承权,多数生出了坐收渔利的想法,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也存在隔阂,继而引发了后来南梁手足相残。
  
  天下承平之时,宗室成员在地方掌军执政,对底层百姓竭力盘剥,分别侵吞了江淮、巴蜀之地,虽然之后有陈霸先代齐建梁,但从此南朝已经是江河日下,再难聚集力量对抗北朝,糜烂腐朽的政治体制下,灭亡也只是时间问题。
  
  
  
  制衡体制下的北国皇室
  
  
  
  相比于南朝乱哄哄的内斗,北朝的宗室矛盾明显没有那么剧烈,虽然同样参与政务,却有着一系列相应的预防体制。在利用宗室拱卫皇权时,通过频繁调任、军副分权、中央派出行台等策略,基本上维持了对宗室力量的控制。
  
  在北魏建立之初,北魏的统治者就意识到让宗室长期镇戍一个地方的危害。孝文帝时期,宗室大臣元禧治政冀州时,政治清明、政绩斐然,当地民众纷纷上书请求元禧留任,孝文帝元宏对此坚决反对,并驳回民众对元禧永镇冀州的请求,这也表明了孝文帝对宗室出镇固定化的警觉。
  
  此外,北魏宗室出镇在外时,权力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首先,当宗室官员行使权力时,会有配套的副手官员随营参赞军务,同时相应的军府僚属也是由中央直接任命。在南北朝时期,由于军府不断蚕食州府的治政权力,逐渐掌握了军镇的权力,军镇的运作也大多由长史、司马、诸曹参军事等直属中央的军府僚佐所掌握,保持了中央对宗室官员的控制。
  
  除了对藩王权力限制以外,北魏还在军镇之上均设置行台。所谓“行台”,就是尚书省的派出机构,代表中央统筹协调地方事务,具有外派机构的性质,也是日后“行省”制度的雏形。
  
  北魏行台类型各异,作用于军镇的主要有使者督察和统军监军这两类行台。
  
  其中,使者行台对于出镇宗室有纠察和检举的职能,可以说,宗室官员的荣辱进退几乎都掌握在使者行台——台使身上,台使在监察方面同样有很高的权限。北魏末年相州刺史、北海王元颢在征讨葛荣时,京师洛阳发生了河阴之变,元颢旋师南返密谋据相州起兵,让自己的舅舅范尊代替自己行相州事,当时的相州行台甄密察觉出元颢有异图,启用前相州刺史李神,破坏了元颢的计划,迫使元颢逃奔南梁,行台官员对出镇宗室的管控可见一斑。
  
  北魏凭借强大的中央集权,设计出了合理的权力监督和制衡机制,在保障宗室各尽其才的同时,又能基本维持稳定,也因此,北魏的宗室制度也在北魏灭亡后分别被北周、北齐在不同程度上继承。
  
  
  
  北齐、北周对峙时期地图
  
  后继者:北周、北齐宗室政策优和劣
  
  
  
  在处理皇室问题上,北周、北齐因为建国时的诸多问题和矛盾,在各方妥协的结果下,处理得并不似北魏那般尽如人意。
  
  北齐在基本继承了北魏时期宗室政策的前提下,对宗室的任命和使用是比较合理的,在存国二十多年的时间里,维持了出镇宗室与中央之间基本的稳定。即便是高演、高湛在帝位更替时发生的政变也并不属于地方入主中央,而是更多的借力了晋阳军方和娄太后的力量。
  
  除了能够人尽其才,北齐皇室无论权柄还是享有的特权比之北魏毫不逊色,“回授”“别封”“别食”等多重赐封让北齐宗室的生活十分优渥,这其中,还有部分宗室成员俸禄财物的分发并非使用传统的食邑制,而是食干制。
  
  所谓食干制,就是把部分州、郡、县等各级官府所掌握的“职公田”作为“干禄”,赐予以宗室、勋贵等部分官僚群体。食干制划分为食州干、食郡干、食县干三个等级,按照品级和地区的不同,用相应的劳动力折算成薪水发放,同时劳动力也能以等价物品作为交换,一个人的劳动力,在北齐时期可以输绢十八匹作抵。
  
  这样一来,原本隶属于国家编户齐民系统的大量隶户、杂户、营户通过“食干”的形式来代替俸禄,成为宗室、勋贵等私人部曲,有浓厚的人身依附色彩,制度的不合理性显而易见。凭借这一制度缺陷,宗亲、勋贵的资产也随着土地兼并、劳动力依附而不断扩大。
  
  出镇的宗室们也化身“蛀虫”一直不断蚕食北齐赖以统治的根基,直至齐亡。
  
  
  
  宴饮图(局部)徐显秀墓(山西博物馆藏北朝壁画)
  
  在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之前,北周的实际创始人宇文泰在贺拔岳集团中地位并不突出,他之所以能掌权,是出于各个将领的公推而并非自身战功卓绝,这也就导致了北周政权名分上的先天不足,北周的统治者很难压制关陇勋贵,不得已只能出让利益,给予关陇勋贵政治、军事上的特权。
  
  受制于此,北周早期对于宗室的任用也是大胆且放权的。早期北周出镇地方的皇室成员往往身兼“总管”“刺史”“都督诸州军事”等职务,甚至允许出镇的皇室私辟僚属、继镇某些重要地区。虽然北魏时期的监管制度在北周仍未失效,但在军政一把抓的情况下,皇室成员很轻松就能利用自身的政治权力来攫取利益。
  
  碍于北齐强大的军事压力,北周的皇室在周齐对峙时也是同心并力,皇权与出镇宗室之间保持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一致对外,一直持续到了北周攻灭北齐。
  
  公元578年,北齐灭亡不久之后,周武帝宇文邕逝世于征伐突厥的路途中,周宣帝登基,随之而来的是对皇室出镇体系的全面破坏。周宣帝首先诛杀了武帝时期宗室之首的齐王宇文宪,清剿他的政治势力,并对出镇在外的多位宗王许以高阶虚位诏令入京,将他们的彻底排除出权力核心。
  
  对宗室出镇的矫枉过正,招致皇帝与宗族之间日渐离心离德,为北周的速亡留下了隐患,之后的事实证明,失去力量的北周皇室也在不久之后杨坚代周建隋的过程中任由宰割。
  
  在北周灭亡后,隋文帝杨坚继承了北周丰厚的政治遗产,并在公元589年灭陈完成统一大业,更为绚烂的隋唐时代拉开帷幕。
  
  结语
  
  
  
  纵观永嘉南渡到南北朝末期数百年纷乱的历史,无论对哪个政权而言,皇室亲族的力量都举足轻重。相比南方皇室的宽纵滥用,北朝对于宗室出镇从制度上要比南朝更加合理,减少了无休止的内耗,又坐拥地理人口优势,北朝获得最终的胜利并不让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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