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篇读者来稿比较特殊，是一篇小说，以主人公返乡过中秋为主线，为读者勾勒出一副某农村的现实景象，被遗忘的农村、凋零的农业及失助在家的老人，还有被资本蹂躏和剥削的农民工，关于他们个人及家庭的悲惨际遇，当然还有从农村走向城市，如浮萍般无法扎根的“你我”，在面对农村和城市时的那种割裂感。

　　关于农村、农业、农民、农民工以及在城市打拼的白领们的出路，作者没有提及，答案留待广大读者朋友思考，欢迎各位给佐伊来信讨论：zuoyi23@protonmail.com.

　　（一）

　　农历的中秋，早已失去了节日的味道，仅剩的一点味道，残留在城市的各种广告牌里，包装精美的月饼，像搔首弄姿的女明星，极力挑逗着人群的欲望，却无关于团圆的淡泊记忆。而我正远离城中的变了味的中秋，朝着自己的村庄奔去。

　　北方的暮色总是显得格外凝重，密沓沓地笼罩着过分安静的村庄。除了这秋天的暮色，我已认不出我的村庄了。

　　村庄已全然抛弃了它旧时的模样，平直宽广的柏油马路、昏黄着投下长长影子的路灯、拔地而起的两层小洋楼、稀稀疏疏的几点灯光……我的村庄已经如此不同，如东施效颦般朝着城市发展，全然没有了旧时的模样。村庄之间却又如此相似，一样的空洞、一样的昏黄、一样的死寂。我已认不出我的村庄了。

　　残留在血管里的少许记忆，让我与我的村庄还保持着最后一缕的共鸣。借此，我知道我回到了我的村庄。

　　我焦急地询问着司机到了哪里，得到的是模糊不清的回答。除了起点与终点之外，司机大概并不比我知道的更多了。

　　所有的忐忑不安终止于暮色中那个熟悉的身影——母亲已经在村口迎候着女儿了，也许母亲的迎候已经太久了。

　　“妈，不是说了不用来接我吗？我这么大了，总还是认得家的”，心终于落定，才开始半嗔半喜地卖乖。

　　“这一路都快不认得了吧？这几年的变化挺大，怕你坐过了头，真找不到家。”母亲的声音依然有力，但鬓边的白发却十分刺眼。

　　“说实话，还真差一点认不出来。”我知道死不承认是没用的，特别是在母亲面前。

　　“你难得回家一趟，咋能跟得上变化呢？”母亲话里似乎包含着埋怨。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你也得听老板的，都是身不由己。天天加班，也不知道你们都在忙啥？咋能那么多工作呢？种田还分忙和闲呢。”母亲在无数次的类似的谈话之后，终于学会了使用“身不由己”这个成语。但她不知道也自然看不明白公司的运营，没有加班，哪里有老板的高额利润，哪里有老板的香车别墅与大扩张呢。

　　也许怕我为难，母亲赶紧转了话题。“这次在家里待几天？”

　　“四天？已经不短了……”我声音渐低，眼光闪烁着看向母亲。

　　“那这次去看看你大姨吧，还有你三个姑姑家里，都要去走一趟……”，听着母亲的安排，我只感到一种无奈。

　　“妈，这才几点，村里咋这么安静？走这一趟，连狗叫都没听到。”

　　在我的记忆里，夜行总是伴随着连续不断的狗吠，身后的叫声减弱，身前的叫声渐起。根据狗的叫声可以判断出走路人的大体行踪，进而可以推断出是谁去了谁家串门。

　　“没人，可不就安静嘛。年轻人都不在村里了，连过节也不回来。看看你，不就知道了，好久不回家，回家一趟总是火急火燎的。村东头，这一条街上就住了四户人家，还都七老八十了，也没力气养狗了，上哪听狗叫唤啊？”

　　“人这么少？村东头，一共就四户人家啦？”我不敢相信地问到。

　　“可不就四户。后街还有四户，前街也有五户，都是上了年纪的。咱这东头，也就这十几户人了。”这样 月色下，每每总会有十几个小朋友的笑声充满整个村子，藏的人一边在暗影里心慌害怕，一边因藏得太隐蔽而兴奋不已，手脚发抖的原因就这样成了永远分不清的谜。月色明净，照着干净整洁的柏油路，它空荡荡地敞开着自己，像是贴在乡村里的一帖膏药，但却治愈不了村庄的痛疾。

　　“妈，反正村里也没啥人了，你要不跟我去石城得了”，我再次试探母亲的态度，希望她会有所改变。

　　“城里还不如村里自在，村里住惯了的。再说，你连自己的房子都没有，租的房子还真不如我在家里自在。”母亲还是没有一点动摇。

　　“你看我婶，不就跟着我堂哥吗？”

　　“你婶还不是为了给你堂哥看两个孩子吗？你自己一个人，我跟你去干啥？”

　　这样的讨论一再重复，也一再停止在这里。回到家里，母亲围着锅灶在忙，不一会便将一碗鸡蛋面放在了我的面前，“离家饺子归家面，先吃饱了再睡吧。”

　　一碗归家的面，藏着母亲“长长久久”团圆的期待，但再好听的寓意，也始终无法牵绊住归家的儿女了。儿女的世界注定是外面的世界，她孤零零的，已经融不进去。母亲的悲哀 也是乡村世界的悲哀，都被无可奈何地落在了后面，她们已没有力气去追，而时代也从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这是时代的错误吗？还是我们错失了另一种可能？

　　（二）

　　夜，过分安静，远处秋虫的鸣叫听得十分真切。我横竖睡不着，干脆起来，站在院子里看月亮。乡村很是敏感，刚进秋天便已经有了露水，月色彷佛也被打湿了，凉凉的。

　　我家的石英钟打了半点，钟声清脆响亮，彷佛这些年来从未中断过也从未苍老过。伴着这钟声，我听到了一阵忽高忽低的哭声。声音有些熟悉，但又并不确切。我抬脚上了屋顶，竖起耳朵听着，想确定声音的来源。

　　“哭！哭！哭！大半夜的瞎哭啥，还让不让人睡了。”

　　这粗鲁的吼声，比哭声更响亮，让我一下子锁定了声音的来源——玉兰家。哭声毫无疑问来自玉兰的妈妈，论辈分，我该叫作三奶奶的。吼声自然是来自玉兰的爸爸，他是我的本家爷爷，爱喝酒，爱骂人，也动手打人，尤其是自家的女人。

　　“别打了……别打了……不哭了。”我听到了玉兰妈的求饶，让人一下子想到被家长惩罚的孩子。

　　“不哭了是吧？还不赶紧去睡觉？”三爷爷的声音里带着的自然是家长般的威严与威胁。

　　伴随着声音，我又回忆起了以前的一幕幕。但似乎又并不相同。我心里愈发地觉得不安。

　　玉兰，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大我一岁，因此事事领先。我所记得的都是她的有主见——指挥我们一班小孩子掏鸟窝，她自己自然是不必动手的；带领我们整夜地看守葡萄园，葡萄园当然是她家的；组织我们跳绳，她是永远公正的裁判……

　　那时候，没有了玉兰，日子就过得异常无聊。

　　玉兰上幼儿园的时候，我稀里糊涂地天天跟着，老师也不会在意教室里多出一个学生。但就算天天跟着，也终究算不得正式上学。玉兰上一年级的时候，母亲要把我送到幼儿园。我哭闹着怎么也不肯。幸好我的爷爷是小学的校长，他闭了一只眼睛，我就顺利地上了一年级。

　　爷爷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经历过饥荒，经历过战争，经历过建国，也经历了文革还有后来的改革开放。我经常追着爷爷听故事，而他的话匣子一开，就像河水一样滔滔不绝。玉兰也喜欢听我爷爷讲故事。我们都有点怕我爷爷，因为他总是很严厉。闭一只眼睛，对他来说并非小事。他总是念叨我说：“你要记住，爷爷犯的最大的一次错误，就是为了你啊。”我那时候压根不懂。现在想起来，才觉得，爷爷之所以把学校大门的钥匙丢给小小的我，大概是一种变相的赎罪——让我为所犯的错误赎罪。有了学校大门的钥匙，便要起早贪黑，玉兰总是比我起得更早，她要每天负责把我叫醒，春夏秋冬，一直如此。冬天的时候，我总想在被窝里多待一会，玉兰在门外喊得急了，母亲就会骂我：“你在被窝里，玉兰可是在外面，冻坏了咋办？”有时，我会晚上锁掉大门前的满校园里喊“还有没有人啊”的叫声也比我响亮。

　　玉兰总是比我有主见的。十岁时，我闯了一个大祸。刚学会骑自行车的我和玉兰，禁不住那种兴奋的感觉，载着邻近的一个小女孩骑车去玩。在一个转弯的路口，我没有看到迎面而来的拖拉机，听到玉兰的喊叫声后，一时吓傻，连人带车摔倒在地上，我自己被甩在了一米多外的地方，而自行车和曹静都被车子吞了下去。

　　我看到了鲜血，当场吓呆，压根不知道如何反应。众人手忙脚乱地抬着曹静去医院的时候，我跟玉兰就像木头一样被遗忘在了一边。推着自行车往家走的时候，玉兰问道：“曹静家里人会找我们算账吧？”我害怕得厉害，压根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呆怔地看着玉兰。

　　“应该会的。如果不是我们叫她出来骑自行车，这事压根就不会发生。”玉兰好像确定了我们的责任。

　　“是我载着她出事的，曹静妈会把我关进监狱吗？”

　　“估计咱俩都得进监狱。”

　　“那怎么办呢？”

　　“要不，咱俩跑吧，或者找个和尚庙去当和尚吧。听说，当了和尚就跟其他事都没有关系了。”

　　我们都看到了血，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曹静死了。曹静当然不能白死，我们一定会被当作罪魁祸首。

　　“咱还是回家吧。”我十分害怕。

　　“你真傻。咱回家了，曹静的家里人不就正好逮到我们了吗？这么大的事，大人们肯定把我们往死里打。”

　　“那我们逃哪里去呢？”

　　“岍山啊，我可听说过那里有很大的庙。我们骑着自行车去哪里吧，说不定两天就能到了”，玉兰说得十分坚决。

　　“可是我们都没有钱啊，万一没有饭吃，我们要变成叫花子了吗？”

　　“不会变成叫花子的。我们不是还有两辆自行车吗？实在不行，就卖掉，我们就有钱吃饭了。”

　　我很佩服玉兰的决断力，就算天塌下来，她也能够撑得住。在我还并不知道安全感为何物的时候，就觉得跟她在一起，才会安心。

　　我们并肩坐在苇坑上——那是河岸上的一块高地，因为长满了芦苇，就被叫做苇坑，自行车就躺在脚边。也许是我们太专注于讨论未来该怎么活下去的问题，竟然没有注意到暮色已经四合。直到母亲的叫喊声在身后响起。

　　母亲冲上来，拉着我看了又看，确定我没有出事后，就责怪起来：“喉咙都喊破了，你俩倒好，都哑巴了，一声不吭。”

　　“我们很害怕。”当我看到母亲的那一刻，危机正式解除。

　　“害怕？那这么晚了，就该知道回家啊？”

　　“我们不敢回家，怕挨打。”

　　“打什么打？人没事都已经是谢天谢地了”，母亲也看着玉兰说道：“走，都跟我回家去吧。”

　　玉兰问道：“那我爹呢？”

　　“曹静，人没大事。你爹也犯不着打人。”

　　听母亲这样说，我才嗫嚅着说道：“妈，是我载着曹静的。”

　　“我知道了。曹静还太小，吓了一大跳，腿上缝了几针，在医院住几天就没事了。”母亲安慰着说道。

　　我们扶起自行车，乖乖跟着母亲往家走去。

　　然而，玉兰还是不走运。她还是没有逃过三爷爷的打。

　　受了惊吓，又挨了打，玉兰竟一觉睡了三天才醒。我每天都去她的床前看一下，彷佛是去确定没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玉兰爸永远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懒懒地躺在藤椅上打呼噜。那种形态让我想起了，爷爷养着那只大懒猫，养得膘肥体壮，却连耗子也捉不到。那时候，我总觉得玉兰爸跟我爷爷家的猫是天底下过得最舒服的。

　　玉兰妈总是一个人忙里忙外。个子小小的玉兰妈，身体里似乎蕴藏了无穷的力量。她一个人管理着葡萄园，整枝、打杈、打药、松土、除草、摘葡萄，她样样都可以。当然，我和玉兰也是葡萄园的常客。葡萄园是我们一班小孩子的乐园，学着玉兰妈的样子修建葡萄枝，引导葡萄蔓爬到葡萄架上，实在不行就要用强制手段——用绳子将葡萄枝系在架上。等葡萄成熟的时候，还要谨防小鸟来啄食，玉兰妈带着我们一下午就可以做几个稻草人出来，于是葡萄园里便多了几个像模像样的卫士。

　　每年的六七月份，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候，因为每天都有吃不完的葡萄。摘下来的葡萄，玉兰爸会载到集市上去卖掉，这是他唯一要干的活，也是他乐意干的活。因为卖了葡萄，他就会有钱买酒喝。玉兰爸总是很晚才回到家，一身酒气的他，倒头就睡。甚至有很多次，他都醉倒在了路上，每到这时，玉兰妈总要把玉兰放在我家，她再去沿途寻找玉兰爸。玉兰有次告诉我，她希望妈妈没有找到爸爸。我也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大半夜的，不睡觉，爬那上面去干啥？”母亲的声音骤然响起。

　　“睡不着，就上来看看。”

　　“快下来吧，该睡了。”

　　我在母亲的目光与月光的辉映之中走下了楼梯，跟着母亲进了屋。

　　（三）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长辈还是要去看一下的。”母亲的语气里带着犹疑，她已经不知道是否可以安排这个离家的孩子了。

　　“听您的安排。”

　　母亲听我这么说，就忙里忙外地收拾着礼品。她一边张罗，一边念念叨叨地列出一张礼品清单——牛奶要带给大姨，水果要带给大姑，糕点要留给三姑……

　　“礼尚往来”这四个字里网住并埋藏了太多远古的东西，母亲顺应本能地生活在其中，却不知道时代正在抛弃也必将抛弃它们。这个科技更及迭代迅速的时代，人如机器的附庸般生活在城市中，丛林的法则在城市里汹涌得过分，每个人都在厌倦中，厌倦他人也厌倦自己，但却没人可以逃离。城市就是这么一个怪圈，但更怪的是没人试图打破规则，仿似这是铁律一般。我们对乡村的怀念，对于“礼尚往来”的怀念，只是人的本能向往，对于人与人的温情的向往。只是这种向往，却只能采取借尸还魂的形式。等深入其中，便会发现味道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又会迫不及待地逃离。

　　“吃过了吗？”骤然响起的声音，把我推回了现实。

　　抬头便看见了玉兰妈，她清瘦到脱了形，整张脸上只剩下了两只空洞的眼睛，彷似披着人皮的骷髅一般。头发乱糟糟地紧贴在额头上，让人误以为她是从流浪的野孩子。我们对视的一刹那，她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但那光亮一霎时就熄灭了。她的脚步比以往都要匆忙，似乎是要冲到我的面前，然而并没有停歇的意思，她来到屋里，折转身立即就走。

　　“吃过了。”她没有搭理我，自顾自地走出了我家的院子。

　　“三奶奶，你就走了啊？”我总还是期望她可以坐下来聊一聊的，虽然我也不知道要聊什么。

　　母亲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张罗，低着头对我说道：“你甭理她，脑子不清楚了。坐不住，天天东跑西颠的。”

　　“妈，三奶奶咋成这样了？”

　　“还不是玉兰的事刺激的。在外地出的事，名头又不好，又要忙里忙外地安排葬礼。真难为了她。玉兰一下葬，她就病倒了。你知道你三爷爷的德行，他压根不管。她高烧不退，硬是撑了三天，才被送到了医院。人是救回来了，但脑袋烧糊涂了。”

　　“那三爷爷还打她？”

　　“没少打。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打得更凶了。”

　　“这没人管管？”

　　“谁管？这么些年，谁管下这事啦？”

　　“妇联、村委会都是吃干饭的啊。”

　　“你少说两句。这得罪人的话，你还是不说为好。你又不在家，轮不到你管。”

　　“那也不能就让他那么打人啊？”

　　“人呢，都是命。”母亲带着几许悲哀说道。她似乎在为玉兰妈抱不平，也在为自己的一生感慨。我并不确定母亲是在多大的程度上觉得不甘心，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家里家外地忙个不停，像一只永远不会停下的陀螺。

　　“他现在还从哪来的钱整天喝酒啊？”我疑惑重重地看着母亲。

　　“玉兰在工厂出的事，又跟她那个相好的多少有些关系，他们不想把事闹大了，破财消灾嘛，就赔了一点钱了事。他倒好，舍不得给玉兰妈看病，全换了酒喝。”

　　母亲已经收拾好了给大姨带的礼品，我提上礼品便和母亲一起出了门。

　　在村口，一群上了年纪的人正围着玉兰妈。一个人高声询问道：“中秋节了，玉兰的相好有没有来看你啊？”接着，便是一阵大笑，那些笑声真实而空洞，不断地刺入我的耳膜。

　　我整天都在想着玉兰妈的事，思绪便变得特别漫长。况且，时间在乡村里似乎也有了迟滞，你不但可以看到每一分每一秒在时钟上的流逝，你还能真切地感觉到每一分每一秒在你身上的流逝。乡村里的时间，是真切地从人的身上流走的，它有序地流淌着，从不着急。城市里，时间像被扭曲了，不时像被抽走一样，一眨眼便已天色漆黑，而更多的时候则是像被无尽地拉长，长得让人升起了一丝绝望的感觉。

　　听着母亲与大姨亲切而热烈地交换着她们的近况信息，我可以将每个字准确地对应于时间的刻度，那个过去发生及现在的讲述的时间刻度，在我的脑海里重叠交织在一起。等她们将全部信息交换完毕的那个时刻，我如释重负。

　　回到家，已近傍晚。

　　收拾完饭桌，母亲忙着中秋的祭品——应季的水果、各色的零食，当然还有月饼。这些都是我小时候的中秋盼头，所有的繁琐仪式之所以可以忍受，便是因为有最后的犒赏。然而，现在却只有不耐烦。

　　当我和母亲意兴阑珊地要结束中秋节时，哭喊的声音再次响起。

　　“跑跑跑，我看你还能跑哪去？一天不着家门，你都去哪啦？”玉兰爸的声音里满是酒味，虽然我并不能闻得到。

　　我的神经被隔壁的哭喊声与打骂声吊起，竖直了耳朵在听。

　　“中秋节了，我去看看玉兰。”夹杂着哭腔的声音里，还能听得出委屈与求饶。

　　“还玉兰长，玉兰短呢？玉兰死了，都快一年了。”

　　“你才死了呢……”这句话被淹没在更大的哭声中。

　　“还顶嘴，咒我呢？咒我，有你什么好啊？……你个疯子，早晚饿死你。”

　　只听到更多的打骂声与哭嚎声。经过清冷的月光的传递，这声音格外的大而响，像铁锤撞击玻璃的声音突兀地将粗暴与清脆混杂在一起。

　　我和母亲想被下了定咒，一时竟然都止住了所有的动作，甚至连呼吸也都敛着。我随着母亲的眼光望向隔壁的高墙，想要跃过高墙去，但又并不知道跃过去之后又能做些什么。

　　“大叔，大过节的，你就少喊两句。赶紧睡吧。”母亲提高了声音，对着隔壁的墙喊道。

　　听到母亲的喊声，我才被解了咒。我气鼓鼓地向着那墙走去，拿起木棍，在墙上捣了三下，好像这样才发泄了自己的火气。

　　隔壁的打骂声止住了，哭喊声断断续续，时低时高。

　　“赶紧睡吧，”母亲对我说道，我们好像都在害怕着那哭喊声会在下一刻继续下去。

　　（四）

　　月色透过窗户落进房间，房间便笼罩了一层冷冷的、晦暗不明的白色。

　　“你知道玉兰后来的事吗？”母亲显然也睡不着，声音一字一顿地传进了我的耳朵。

　　“我去石城后，几乎就没联系过了。她出事前两个月，给我打了电话，说想去我那边住几天。但我当时在外面出差，要等一周才能回石城。听我这么说，她问我能不能早点回去。我告诉她公司出差是不能中途走掉的，她就挂了电话。”

　　“那时候，她大概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吧。”

　　“我确实不知道。”

　　母亲立即明白她的话也许会引起我的自责，赶紧补充道：“就算你知道，也没有办法。你也不能出差途中跑回来。”

　　若我知道，若时间真的倒流，我会冒着失掉饭碗的风险，二话不说就赶回石城吗？我在心里一再地问自己，然而连我自己也不敢面对那个答案。

　　我和母亲都没再聊下去，我们都不确定是否适合聊玉兰的话题。

　　玉兰一等初中毕业，便参与进了南下打工的行列。遥远的南方，那个与北方如此不同的南方，有着神奇的魔力，不但干净整洁、时尚前卫，还充满了财富。于是，小姑娘与小伙子们便都怀着一颗热情地心相继离去。第一波达到的人，传回了消息：南方充满希望，在这里时间就是金钱，只要动手就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消息便这么传递着，在北方的乡村激荡起一层层的浪潮，姑娘们、小伙子们纷纷辍学、争相出走。

　　起初，大家都沉浸在希望之中，年轻人虽然走了，然而汇款却不断地进入乡村。贫困的乡村暂时得到了滋养，离开的与留下的都怀揣着希望。刚结婚的新人携手离去，有孩子的夫妻留下孩子也离去了。慢慢地，离开成了一种常态，乡村也改变了它的模样；慢慢地，年轻人的离去像是遵循着一种惯性，如服从生物本能的候鸟。乡村在崭新的一座座房子中，逐渐败落下去。城市吸走了乡村的活力，留给乡村一具崭新的躯壳。

　　玉兰南下的时候，我格外羡慕，羡慕她可以结伴去大城市闯荡。大城市，一个离我们无比遥远而真实的地方；闯荡，一个包含着浪漫主义想象与豪情的词汇，它们组合在一起所产生的力量确实十分巨大。与这个激荡着希望的南下闯荡的队伍相比，我的心则寂寥得多。去高中的20公里的路程，只有我跟王莹两个人结伴。上到第三个月，返校的路上，我跟王莹一合计，决定半途回家。母亲询问清楚状况，听说我不想上学，也要跟着玉兰南下打工二话没说，拿起棍子就打。闻讯赶来的爷爷，听说了事情的由来，只对母亲说了一句“打得好”，便摇着头离开了。所幸已是冬天，身上穿得多，并没有留下半点伤痕。只是此后，对于“不上学”再不敢提。

　　我离家上大学的那一年，玉兰已经南下打工三年了。

　　大一的寒假，我参与了玉兰的婚礼。像大多数乡村的婚礼一样，玉兰的婚礼中西结合——所谓的西，仅限于婚纱；至于中式，那就是所有繁琐而无趣的礼仪。

　　我始终记得婚礼前的那一夜，我和玉兰躺在她的床上，彻夜聊着天。吃过晚饭后，化妆师就来了，盘头发、化妆，都要在夜里搞定。经过精致梳理的头发，当然是不能胡乱地枕着睡的。玉兰只能靠在被子上，半躺着，还要时时注意不能压到头发。玉兰的眼神神采奕奕，让我想到刚刚出生的小猫的眼神，带着对于未来的好奇与几分天真。婚纱似乎让她有点无所适从，她的动作会显得笨拙。但在我看来，穿着婚纱的玉兰有一种与村庄格格不入的美丽。一缕被烫卷的头发，搭在她的脸庞，一种刻意的美被写在她的脸上。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的，觉得杜子强人还不错，也到了结婚的年龄。”玉兰平静地回答着我“喜不喜欢杜子强”的问题。但她的眼神里闪耀着的光彩，却向我传达着另外的一些信息。说到杜子强在相处过程中的温柔，玉兰涨红了脸庞，古人总是拿桃花比人面，认为娇羞是美的奥义，他们哪里知道藏着对于未来的朦胧期盼的娇羞里，总要带着一份坚强，才会美得动人心魄。

　　那夜玉兰家的灯光一直亮着，陪着我们谈天说地。学校的生活确实乏善可陈，因此我更喜欢听玉兰讲她在工厂的故事：她如何从生手做到了老练，又如何成为了车间的模范员工，又如何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转而换了另一家工厂。她讲车间里人的忠厚老实，也讲这些人如何暗藏自己的小心思；她讲自己想要靠着努力有所突破，也讲如何在一次次的转厂中看破现实；她讲车间生产线上的不自由与辛苦，也将她们是如何凭借新潮的着装与打扮获得一点点的城市认同……玉兰的世界向我开启，然而带给我的更多的是陌生。

　　那一夜，我突然发现玉兰变得和大人一样了。她经历过了社会的打磨，似乎对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晰，对未来也有更大的确信。

　　（五）

　　第二天，母亲去仅剩的三分菜地里种白菜。家里的其他地都已经承包了出去，跟村里的其他土地一起。

　　种粮成为了赔本的买卖，年轻人一茬接一茬地奔向并不接纳他们的城市。一些精明的商人，便瞅准时机，与村支书一合计，便一溜边地承包了所有的土地。许给的价格也算合理，合同上写着以当年小麦的市场价格折算，一亩地折合为1000斤小麦，夏秋两季，年中、年末各结算一次。这些白纸黑字的合同书上，写下的条件真可谓诱人。毕竟，自己种粮，累死累活的到头也弄不到几个闲钱。与田打过这么多年交道，明白其中辛苦的庄稼人，当然算得清，给的条件已经不错了，再说还可以空出来劳动力外出打工——这才是重要的经济来源。

　　当然，他们没有算到的，那些写下合同的人没有真的要认真履行合同。到了第三个年头，地钱已经拿不到手，一整年没有拿到一分钱。不仅如此，还折进了劳动力，庄稼人向来不惜力，承包商说：来锄草吧，一天一百。话音刚落，留在村里的老人与妇女便来了一大半。只是辛苦一年，掰着指头数算的钱，依然没有看到。庄稼人吃了大亏，却毫无办法。性格软弱的庄稼人遇到承包商，被对方一通哭穷，反倒可怜起承包商一毛钱也没有的处境；性格强硬一些的，宣称再不给钱就要要回土地，然而他们也就那么一说而已，毕竟谁也不敢真的去动承包商那百亩的经济苗木。再说，他们也都成为了乡村的“过客”，过个十天半个月，他们就要离乡而去，也并没有时间真的去行动起来。

　　正当我百无聊赖的时候，玉兰妈走到了我家门口。她先是站在门口朝里面看了看，我知道她在确认家里是否有人。我开口说道：“三奶奶，吃了吗？”受到邀请的人，这时才举步朝屋里走来，这是我们从小就学到的礼仪。

　　“吃过了。就你一个人在家啊？”

　　“嗯，就我一个人。”

　　玉兰妈不停地打量着桌上的月饼，它们确实与农村的月饼不太一样，五颜六色、刻满了花纹，更重要的是只比一元硬币大一圈——城市食品的精致大多体现在量少上，精明的商人深谙“物以稀为贵”的道理，懂得平白无故地制造稀缺，再把这种稀缺高价卖给普通人。

　　“三奶奶，我从外面带回来一些月饼，你尝尝？”我随手捡了一个，递给她。

　　她低下头，手慢慢地伸了过来，把月饼接了过去。

　　月饼一拿到手里，她似乎没有了顾虑，吃了起来。到手的东西便是自己的，当然可以不必再客气，这也是我们从小便知道的道理。

　　“如果我当时没有出差，也许玉兰就不必走到那一步了。”许久以来，我都是带着这份愧疚在生活。在傻掉的玉兰妈面前，我终于可以卸下自己的负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认罪，更是一种解脱。

　　我们陷入了沉默。我感觉到玉兰妈沉陷于过去的某处，而我也沉陷于过去的某种罪责。时间在我和玉兰妈之间必须倒流，才能把我们再次带到同一个起点。我们要面对未来，却必须要认真清理过去。然而，时间却不能倒流。这多么荒谬。

　　我断续地听母亲讲起过玉兰后来的事。玉兰结婚后，跟杜子强俩人一起南下打工。结婚头两年倒也过得滋润，俩人合计着想趁年轻多攒点钱，这样未来才会更有保障。等到第三个年头，跟他们同一年结婚的人都有了孩子，杜子强家里开始着急。父母催急了，杜子强也开始动摇，俩人就没完没了地争吵。上班干活磨损人，下班吵架更磨人。

　　不顺一积攒，后果就来得更严重。杜子强在机械制造厂上工时，一个不在意，让机器切掉了右手两根手指。手就算基本废了。

　　“他那手，我看到过一次，”母亲像在回忆令人厌恶的事情，眉头紧皱在一起，“断面长齐了，很像被切掉的胡萝卜头，因失水还如长了皱纹一样不平整。”

　　“想必是没有去大医院，处理得不好吧，”我提出自己的看法。

　　母亲表示赞同，并说很多人都说工厂为了节省费用，机器并没有足够的安全措施。母亲接着说，杜子强所在的工厂出了住院的费用，算是仁至义尽。但人是不再用了。谁让偏偏是右手呢，这种情况，要找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好好的一个年轻人，突然就成了残废，任谁都受不住。更怕玉兰丢下他不管，就更想要个孩子留个后。玉兰也答应了，只是一直不见动静。杜子强脾气就变得暴躁起来，俩人吵得就更凶了。玉兰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两个人还要给家里寄钱，肯定是不够的。杜子强只好回家来，毕竟在家没啥花销。

　　屋漏偏逢连阴雨，据说玉兰也大病了一场，认识的人也都忙着打工，哪有时间照料她啊。就这期间，玉兰的车间经理去看过她几次，一来二去，闲言碎语就传到了杜子强耳朵里，俩人免不了要吵架。杜子强一气之下再次南下，想进厂几乎不可能，找熟人托关系，也费了不少劲，但一听说右手残废，都没下文。折腾了三个来月，还是回来了。想必当时也相信玉兰跟她经理没啥大不了的关系，才回来吧。

　　但疑心的种子一种下，那就没停歇的时候。后来，玉兰怀了孕。杜子强说不是自己的，又一番闹腾，玉兰一气之下就把孩子流了。这事搞得两家人都不安宁。玉兰爸听到消息，冲到杜子强家里一顿乱砸，把两亲家的关系也都快砸没了。玉兰流了孩子，人也不见了，认识的人谁也找不到。杜子强自己南下去找人也没找到。回来后，杜子强就奔老丈人家要人，一口咬定老丈人把玉兰藏起来了。闹得是人仰马翻，闹得两家人的那点热乎劲也没有了。过了十来天，玉兰手机才打通，说是自己散心去了。谁也不知道她去哪了，大家都猜她是躲到车间经理那去了。猜归猜，谁也不知道到底咋回事。毕竟车间经理也是有老婆孩子的人，还大她十二岁。

　　母亲突然停顿了下来，也许是累了，也许是不知道该如何说下去。

　　“那后来呢？”

　　“没成想，大家还真猜对了。也真不知道玉兰咋想的，就这么跟车间经理好上了。”母亲叹息着，像是在为玉兰惋惜。

　　“大概也不怪玉兰，毕竟面对当时的情况，再坚强的人也需要有知心的人陪伴着才好。家里没人能懂，老公又不信任自己，她大概非常孤独吧。”我在为玉兰辩护，但我明白这是多此一举。

　　母亲并没有多评断是非，她继续将玉兰的完整故事讲了出来：谁知车间经理的老婆并不是省油的灯，听说是工厂主的侄女，车间经理也是靠着关系才做了经理。她到工厂大闹了一场，让玉兰颜面尽失，在厂里待不下去。玉兰租的房子，也被车间经理老婆找到了，又闹到了房东那里，房东自然不敢得罪本地有钱有势的人，便不再让玉兰住下去了。而玉兰的那个相好——车间经理一拍屁股躲到老家去了。

　　“玉兰，大概就是哪个时候打电话给你的吧。”母亲像是在询问。

　　“想必是吧。”

　　“估计也真是走投无路了。”

　　“她没回家来？”

　　“回来了十几天吧。杜子强也成了酒鬼，喝了酒就堵在玉兰家门口骂街。村里本来就没人，静得很，他一来，村头村尾都是他的骂声。玉兰不敢出门，杜子强那残废也是抓住人就打。杜子强倒像是玉兰爸的好姑爷，打女人都是把好手。”

　　“玉兰爸不管吗？”虽然话问出了口，但我并没抱着希望。

　　“玉兰回来，他觉得丢了自己的面子，天天不着家。别人问他：你姑爷打女儿呢，你不看看去。他说，就该打。”

　　“村里没人管？”

　　“谁管？再说，这事咋管？”

　　“离婚总行了吧。”

　　“玉兰提了离婚，杜子强不乐意啊。”母亲又补充一句：“不提离婚，说不定还好一些。”

　　“咋好？这种日子是没办法过下去的啊。”

　　“如果不提离婚，杜子强也不至于做得这么绝。”

　　“这不是提离婚的错，是提离婚太晚的错。既然整天吵架，又喜欢上了别人，那就该果断地离婚。”

　　“你说得倒轻松。杜子强的手残废成那个样子，他肯离婚？就算打官司，不还得有时间拖着。”

　　“那玉兰又去南边干啥？”

　　“躲在家里不出门，也不是个长久的办法。她估计想回去找车间经理商量咋办吧。杜子强听说了之后就跟上去了。谁也不知道玉兰跟杜子强为啥到了工厂办公室的楼顶，也都不知道到底是咋回事。警察说是俩人一起跳的楼。我估计是杜子强推的玉兰，自己不想活了，拉了个垫背的。”

　　“你也觉得玉兰不会自杀吧？”我问母亲道。

　　“她性格比你强，应该不会自杀。大概率还是杜子强推的。”母亲似乎下了最后的决定。

　　我没有再说话。母亲也没有。

　　时间继续流淌在我和玉兰妈之间，秋意确实浓重了起来，在北方的乡村里，太阳已经发挥不出它的威力。

　　“不怨你。”玉兰妈突然变回了玉兰妈，她的声音中带着我所熟悉的以前的味道。

　　我吓了一跳，不敢相信地看着玉兰妈，我们回到了同一的起点吗？

　　“玉兰是个苦命的孩子，杜子强也是。要不是被切断了手指，他也不会走到这一地步，玉兰也不会犯错误。我的女儿，我还是了解的。”

　　我震惊地看着她，一时间不知道是否该相信我听到的话。这是我幻想中的自我安慰吗，还是真的如此发生着？

　　“杜子强不值得怜悯。”我赌气地说道，也在暗中希望会有更多的回应，好让我如实地得到安慰。

　　“那孩子人并不坏。只是手残废了，玉兰又一错再错，他也没了指望。”

　　我看着眼前这个如孩子一般瘦弱的人，清瘦的脸庞几乎只剩了一双大眼睛，浑浊的目光中似乎还有着未尽的温暖。

　　是啊，一个个健壮的乡村孩子涌进了城市，在城市打拼立脚，最终回来的却是残缺不全的人。一个乡村的母亲，才能理解孩子的悲哀。

　　“玉兰错了吗？”

　　“她错就错在不该不上学，错就错在不该南下打工。”玉兰妈的眼中，闪现着泪光，她补充道：“这也不是她的错，是我的错。我要是像你妈一样，死活逼着她去上学，也许就不会这样了。她是一个苦命的孩子。”

　　“不是她的错，也不是你的错。是杜子强的错，是车间经理的错，是车间经理那泼悍老婆的错。杜子强是个狠毒的草包，车间经理是窝囊的淫贼，他老婆则是可恶的帮凶——不去追究他老公的责任，只是一味地为难比她更不幸的女性。玉兰是被整个社会杀死的，你和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终于敢直面自己的愧疚，那埋在我心里不能散去的愧疚。要走向未来，必须正视过去，清理旧债。人和历史都是如此。

　　我意识到自己的激动的情绪，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语言，暂时不能满足我表达的需要。于是，我沉默着，又递给玉兰妈一块月饼。

　　她吃完了手中的月饼，站起身来就走，脚步急急匆匆，就像从来没有暂停过一样。她的眼神再次变得空洞，彷佛我是某个不相识的人。

　　我知道她已经离我而去。带着我的愧疚再次沉浸到她的世界中去。

　　（六）

　　火光摇曳着，在夜的幕布上撕出了一道不规则的裂口。火光的源头是一枝长长的被点着的松树枝，不时的噼啪作响，留下浓浓的独特香味。秋冬季节，最好点着的就是干枯的松树枝。而且校园里到处都是，随手可以捡到，方便且实用。火光后面是两个小小的人影，一边在黑暗中的瑟瑟发抖，一边在火光下的大胆前行。“还有没有人？没人就要锁大门喽。”玉兰不住地扯着嗓子喊着，就如为自己鼓气一般。一遇到动静，比如隔壁的大黑猫偶尔会“扑”的一声翻过墙来，玉兰就会习惯性地把我藏在身后，像老母鸡护住小鸡一般。

　　火光渐行渐远，消失不见了。

　　玉兰回过头来，对我说着什么，但不论我如何仔细地听，还是听不到。我有点着急，生怕那是十分重要的信息。我终于听清了玉兰的话，她说她要南下打工。她神采飞扬，眼睛里闪烁着希望。我伸出手，想要跟她一起走。但她只是看着我，不断地退后。我想出言制止，但已经太晚，她向后方一个黑暗的洞中跌去。我害怕极了，不停地喊着她的名字，不断地到处寻找她。

　　遍寻不见，然而我还是找到了她。我看到我俩斜躺在她的床上，原来正说话的是我，我在没头没尾地讲着我们小时候的事，玉兰只是一面附和，一面大笑。玉兰一身洁白的婚纱，但并不让我感到喜欢，衣服紧紧箍住玉兰的身体，彷佛是缠绕住她的绳索。我停住了话头，告诉玉兰：“你累了，就脱下来歇歇。”玉兰无奈地摇了摇头，她将手放在嘴唇上做了一个“嘘”的姿势。为什么不能说呢？我疑惑地盯着玉兰，但玉兰的面容却在我的眼中越来越模糊。我本能地伸手去拉她，彷佛那样就可以把她拉回来，然而我的双手全部落空。

　　带着失落感，我从睡梦中醒来，也从过去中醒来。

　　返城的那天，我变得焦虑不安。这样的时刻，总提示着我：城市与乡村都已安放不下我的肉身。城市是一张血盆大口，随时预备将我们吞噬。而我们的乡村正在死去，我们与乡村的血脉关系变得稀薄，乡村也失去了年轻人的滋养，于是乡村不可避免地在正在死去。

　　母亲再次把我送到了村口。我的焦虑越发严重，如初次离家远走，满揣着的都是对于未来的担忧。母亲凭着她的本能，安慰道：“别想那么多，回去好好工作。”

　　我没有搭话。不工作便没有饭吃，这道理想必谁都懂。

　　汽车缓缓停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跟母亲的静默的告别被玉兰妈打破。她不知道是从哪里跑来，一把拽住了我的行李，焦急地问道：“你去哪？”

　　母亲拉住她的一条胳膊，回答道：“她得回城去工作。”

　　“不能回城，可不能回去。”瘦小的玉兰妈，此时的力量却反常得大，死死拽住了我的背包。

　　“三奶奶，我必须得回去啊。”我看着我妈，向她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母亲从抓住她的一只胳膊变成了用双手抱住她，好将她与我隔开。“你得撒手，让她回城里去。耽误了这趟车，她明天就没法上班了。”母亲耐心地劝解道。

　　“可不能回城去，城市会吃人。我们的女儿不能再去了。”

　　玉兰妈终于被母亲拉开了。司机不耐烦地赶紧关了车门。玉兰妈不顾一切地拍打着车门，随着车子小跑。

　　“这人疯了吧？”司机一脚油门，加快了离开的速度。

　　“她才没有疯，比你我都清醒。”我冷冷地回答了司机一句，就走到后排坐定。

　　我看着乡村向后远去，我看着母亲与玉兰妈向后远去，沉重的感觉让我觉得空虚。

　　回到城里，已是第二天的清晨。我打电话给母亲。寒暄了几句途中的情况后，母亲说道：“玉兰妈那天叫停了十几辆车。每次都喊：不能去城市里。一天天疯得更厉害了。”

　　“玉兰妈没有疯。”这句话到了嘴边，但我并没有讲出口。

　　蜗居在10层的公寓楼上，我看着已经高高升起的太阳，也准备着迎接新一天的到来。城市依然并没有从睡眠中清醒过来，它此时安静而可爱。再过一个小时，它将从梦中惊醒，变得热闹起来。各种车辆排成一条长龙，赶着上班的年轻人匆匆擦肩而过，工厂与办公楼里装满了灯光，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