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香港问题的本质不在民生，而在政治生态，就把本应该倾向底层的政策导向转变为对香港人加强思想教育的政策导向，相应的，这也就保护了资本家，保护了现有的资本控制的选举制度。但是，这样一来，根本的问题就被掩盖了，“病菌”就会继续恣肆，总有一天，更大的危机导致的更大动乱，将无可避免地爆发。
前言：看到网上关于香港事件的主流舆论从一开始就走偏了，很早就想写一篇深入分析香港问题的文章，但是，因为在微博上随便说几句跟主流舆论不一致的话，就往往会招致围攻，乃至被频繁举报，微博也动辄被屏蔽，便意识到这样的文章即使写出来也发不出来或难以存活，便一直没有动笔。在胡锡进第二次赴港交流之后，感觉舆论氛围有些变化了，便慢慢又有了动笔的冲动。我觉得，爱国是一种本能，有的人把爱国当做维护政府，永远与政府看齐，这样的爱国自然有它存在的必要，但是，如果全国人民都这样了，那对政府是好事还是坏事？对国家对百姓是好事还是坏事？一个政府，需要维护，需要掌声，但更需要建议，需要有人指出问题。所以，当香港事件不再被人特别关注的时候，当大家对示威港人同仇敌忾的激情渐渐减弱的时候，冒着白白浪费一周时间的危险，终于写了这篇文章。希望文章能侥幸存活下来，希望文章能对那些被一边倒的舆论所裹挟的网友有所帮助。文章字斟句酌，力求客观，当然也有不能尽言之处，希望大家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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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修例引起的香港乱局已经持续半年有余了，迄今为止，不但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反倒开始时的和平游行已经演化为越来越频繁和越来越升级的暴力和破坏。在反修例开始时，不少人包括我都认为，修例并不是引发这次风波的根本原因，现在，港府已经宣布撤回修例计划一个多月了，而事态的恶化更加说明，反修例只是这起风波的表象和导火索。另外，在撤回修例计划前后，港府还做了不少努力，采取了诸多举措，试图解决问题，止息乱局，但是，这一切所产生的效应却若有如无。这似乎也说明，港府对于香港现在出现的问题并没有把准脉搏，或者，港府虽然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却无力解决。
那么，香港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呢？
对于这个问题，相当多的内地网友可能都会一脸不屑，在他们看来，香港事件，就是一帮无知的废青或者没有良心的恶徒要搞港独，要脱离中国亲近美国。正因为很多网友甚至大多数网友从一开始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在香港游行开始之后，内地的网络上就一直是一片讨伐乃至喊打喊杀之声。正常情况下，对于同是普通百姓的香港学生和市民，他们游行示威，表达自己的诉求，内地普通百姓理应支持他们，但现实却恰恰相反，所以，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即：内地网友并不认为香港学生和市民的游行示威是正当的、合理的，而是认为他们是要脱离中国，要搞港独！当然，内地网友的这种认识也并不是没有依据，譬如，游行开始不久，就有港人打出了港英旗帜和美国国旗，更有暴徒污损国徽、侮辱国旗。正因为此，在我们的网络上，我们很容易发现，相当多的人是把香港闹事者、游行者及其支持者都等同于港独的。但是，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香港动乱，港独不是本质
香港目前的动乱，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与“港独”无关！绝多大多数港人并没有希望脱离中国，香港也没有任何独立的可能，即使搞普选！
首先，香港基本法的制定、修改和解释权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香港是一个有着健全法制的地区，搞独立就意味着违背基本法，这样重大的违法事件在当今中国是没有任何可能得逞的。不用说香港这么发达、地位这么重要的地区，就是任何一个贫穷、偏远的地区要独立，在当今中国，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港人应当能够意识到。
其次，港人生活必须的水、电、蔬菜等等都离不开大陆，香港没有大陆，活起来会非常艰难。
另外，香港的四大经济支柱是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现在还有一个房地产，所有这些，都跟大陆有着很深的联系，特别是最重要的金融服务与贸易及物流，严重依赖大陆，没有大陆的话，香港还想保持现在的繁荣和在世界的地位，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还有，驻港部队是干什么的？退一万步，即使港人争取到了普选权，选出了一个港独特首不顾死活鼓动香港独立，换来的也必然是被军队强制剥夺政权，然后更大可能就是一国一制。港人那么重视“两制”，他们愿意接受这个结果吗？
所以，任何一个有基本理性的人做港首，都不可能主张港独，也不可能跟中央对抗，即使是现在那些反对派上台。而且，任何一个有基本理性的普通港人也能清醒地意识到港独是死路一条，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支持港独！前段时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跟几个香港闹事学生交流，其中一个学生就说：“大部分香港人是很务实的，（如果普选的话）一定不会选出一个反对中央的人，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大陆和香港是命运共同体。”当然，不是说这个学生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而是现实在哪儿摆着，即使选一个曾经支持港独的人上台，他也马上会否认自己是港独，而宣称自己是中央的坚定拥护者，因为只要头脑还能正常思考，他都知道港独是绝不可能有任何出路的！前段时间，被内地网友定性为“港独头目”的黎智英在台湾再次否认自己是港独时就说“没有这么笨的，港独怎么可能呢！”虽然我们都反感黎智英这个人，但是，支持游行示威跟港独毕竟是两个概念，因为游行示威本身并不是要求香港脱离中国。显然，在黎智英看来，是否主张港独，首先不是一个立场问题，而是智力问题。这确实是事实。
那么，为什么香港还有一些人主张港独呢？
事实上，在香港，主张港独的只是极少一部分人，而这小部分人主张港独，也并非严肃的主张，其实更多是一种发泄，借以表达对中央或者港府的不满，就跟侮辱国旗、使用暴力以及游行时高举港英旗帜和美国国旗性质是一样的，如果要说有目的，那也不过是想用极端的主张吸引中央的注意，让中央重视他们之所以主张港独的原因。当然，也有政客是借港独哗众取宠、吸引眼球，以期快速取得较高知名度。不过，超越底线的主张是要付出代价的，使用暴力者自会招致应有的惩罚，宣扬港独者也必将因为他们的主张而早早结束他们的政治生命。
既然包括学生在内的港人极少有人会在真正意义上主张港独，那么也就说明，我们内地网友对香港事件的港独性质的认定是有问题的。认识决定行为，错误的认识必然会导致错误的反应，而普遍的错误反应必然会形成错误的舆论，错误舆论又会反作用于香港本地，恶化香港的事态。同时，错误的舆论也会作为民意影响中央对香港事件的处理。很庆幸，在这半年多时间里，中央没有被喊打喊杀的舆论所误导，始终保持着理性的态度。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很有必要对修例风波以来香港动荡的本质进行深究，因为正确的认识是正确行为的前提和保证，而由正确认识所产生的正能量舆论，是能反作用于香港本地，并影响中央和港府的决策，对事态的平息无疑会起到良好作用的。
那么，以反修例开始的已经持续半年多的香港示威活动，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搞清楚反修例的实质是什么！
反修例的实质是对大陆的不信任乃至敌意
在港大刘荣宁教授的开学演讲中和香港学生与胡锡进的交流中，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共同的说法，即：2008年前，香港与大陆的关系是很和谐的，香港人普遍都是以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而2008年后，香港人对大陆的态度便开始发生了变化，关系日渐紧张起来，并且越来越恶化。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要从《香港基本法》的一项规定说起。
《香港基本法》规定，香港议员和行政长官，最终会由普选产生，但是不设具体时间表，政治改革要“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同时规定在2007年以后，议员和特首的产生方式“如需……进行修改”，需经过法定程序，并报备全国人大。《基本法》的这个规定让港人特别是民主派以为，这是中央“承诺”在2007年以后实行普选。其实，这是过度解读。2005年11月，港府提出了关于“建议在2007年和2008年改革选举体制，增加直接民主成分”的第5号政改方案，但民主派不满意这个方案，致使这个政改方案在立法会没有通过。随后，民主派又提出争取在2012年实现双普选。于是，当年12月和第二年7月，民主派又反动了两次争取双普选大游行。
2007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规定，2017年香港特首可以普选产生，之后立法会议员也可以普选产生。但人大同时规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实行普选产生的办法时，须组成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然后再经过普选，报中央政府任命。这个规定本来就是建立在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的基础之上的，但却让没有吃透基本法的民主派失望之上再加失望，一方面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普选，是中央“食言”（港人没有认清：香港毕竟是一个行政区而不是一个国家），另一方面他们觉得2017年过于遥远。于是，第二天，10名民主派议员展开“马拉松绝食”以示抗争，两周之后（2008年1月13日），民主派又发动了“坚持2012真普选，不要2017假民主”游行。2010年，又有一次争取双普选的游行示威。
总之，2008年后，香港人在心中就埋下了对大陆不信任甚至排斥的种子。
当然，2012年，双普选并没有如民主派所愿而实现。就在这一年，港独组织“热血公民”诞生。“港独”这个词也是在此后甚至两年后才为大众所知。另外，2011到2012年，在长达11个月的第一次占领中环事件中，除了“反对资本主义，占领中环”这个主口号之外，还有一个口号就是“不要小圈子选举，立即落实真普选”。这一年，港府推行国民教育，也遭到了香港教育界的强烈抵制。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之所以招致大规模游行示威反对，恐怕也与因双普选问题而日益加深的对立情绪有关。
2014年8月31日，中国人大表决通过，决定未来香港地区行政长官将由一个提名委员会提名两到三位，然后再普选产生。自然，这个决定招致了一些港人的抵制，于是，不但根据人大决定制定的普选法案没有在立法会通过，而且，9月底，民主派还发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二次占领中环运动，这次占中直到12月底才告结束。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当不难看出来，因《香港基本法》中对香港实行普选的有关规定，而导致了一些港人对于这个规定不同于内地的理解，从而引起了部分港人对于中央“食言”的误解以及此后的不信任乃至敌意，而随着港人争取彻底的西方式普选的努力和失败越来越多，他们对大陆的不信任甚至敌意也就越来越深。另外，再加上近些年在港发生的其他一些影响较大的事情，就更加深了港人对大陆的不信任。
1998年，时任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的香港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曾动议特区政府安排内地与香港可移交罪犯。可是，今年港府提出的修改逃犯条例计划，本来就是实现李柱铭曾经的动议，而李柱铭却又成了反对修改逃犯条例的坚定支持者。为什么？合理的解释就是：对大陆的态度变了，由以前的合作态度变成了现在的敌对态度，由以前的信任变成了现在的不信任。
修例计划本身对香港人有益无害，而相当多的香港人却都加入了反修例的游行示威，说白了，就是很多港人不相信大陆了，担心大陆借着修例将来对港人如何如何。另外，也不排除有这样一种因素，即：一些港人因为普选问题、国民教育问题、自由行和双非孕妇引发的“蝗虫事件”等对大陆敌意加深，故意跟大陆不配合以发泄敌对情绪。
但是，反修例运动能够持续几个月且在修例计划被撤回后反倒变得越来越暴力，则足以说明，虽然反修例的实质是对大陆的不信任乃至敌意，但是，由反修例开始的这场持续长达半年多的动乱本身，则绝不仅仅是港人对大陆的不信任乃至敌意所能够引起的，而应当还隐藏着更深更根本的原因。当然，这其中一定包含着港人在与中央在双普选问题上的拉锯战中屡战屡败却又不善罢甘休的因素。这可以从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中就有一条与反修例貌似无关的“实现双普选”的诉求中得到验证。而且，香港学生在于胡锡进的对话中，也明确指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普选问题！
那么，在普选问题上，人大的决定与港人的抗争之间，究竟孰是孰非？
港人追求“真普选”的理由与误区
香港回归后的政治史，贯穿着一条主线，就是港人争取双普选的历史，这从回归后的第二年就开始了，而自2008年后，这条线就变成了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历史。当香港民主派提出“真普选”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对人大确定的普选办法的不认可和否定。
但是，《基本法》第45条第二款明确规定，行政长官的产生……最终达至由一个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按民主程序提名后普选产生的目标。”显然，根据《基本法》，人大没有做错什么，人大的决定是完全遵循基本法的规定的。
那么，这是不是就说明反对人大决定的港人错了？
也不完全是！因为根据人大常委会8·31决定，“提名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产生办法按照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数、构成和委员会产生办法而规定”，这等于说，这种普选跟现在的特首选举的区别仅在于：现在是先由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选出两到三个候选人，然后再从这两到三个候选人中选出一个行政长官，而人大确定的普选则是，行政长官提名（选举）委员会选出候选人之后，最后一步的选举交由全部港人来普选产生，即从两到三个已被确定的候选人中选出最终的一个来。香港民主派以及很多港人之所以不满意这个普选办法，一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个选举办法不符合国际标准，与他们认为的普选不一致，不是真正的普选，二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个行政长官提名（选举）委员会是个小圈子，不具有“广泛代表性”。
香港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现在有1200人，包括了4个界别，共38组。第一个界别是工商、金融界的资本家，共17组；第二个界别是会计界、建筑界、法律界、教育界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共10组；第三个界别是渔农界、劳工界、宗教界、社会福利界、艺体出版界等领域的社会贤达，共5组；第四个界别是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级议员，共6组。从这个委员会构成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是一个以富人和名人为主体的委员会，事实上，名人也往往是富人，譬如我们熟悉的那些香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大多都是一些著名港商。即使是像会计界、建筑界、法律界的专业人士，也很可能有不少都是老板。显然，这个选举委员会中，极少数富人特别是资本家的占比应当是惊人的，至少是可以左右行政长官的选举的。所以，很多港人认为这个选举（提名）委员会是个小圈子，也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选举委员会又确实是由社会各界组成的，又确实可以说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问题就在于，在港人中占比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普通人在这个委员会的占比只有一个零头，而在港人中占比只有一个零头的上层富人在这个委员会中却是占着压倒性的多数。
当然，如果这个选举委员会确实能代表大多数港人的利益，那么即使都是巨富也未尝不可。但是，屁股是容易决定脑袋的，这就是马克思的阶级理论的现实依据，而阶层分析则是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的思想武器。2007年，公民党候选人梁家杰与曾荫权竞选香港行政长官，梁家杰在在近8,000张民间模拟公投选票中取得超过5100票，而在选举委员会的投票中却最终以123票对649票落败。如果这个模拟公投客观的话，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意见与香港民意的距离就可见一斑。我们再看看香港自回归以来的发展趋势，是不是资本垄断越来越可怕了？是不是房价越来越畸形了？是不是贫富分化越来越恐怖了？是不是在GDP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底层青年的出路却越来越狭窄了？
所以，我们的政府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认真思考一下：香港现在存在的严重问题，与香港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有关系，甚至是有直接关系？如果香港的既得利益群体一味维护其个人或阶层利益导致香港的前途越来越黯淡，香港的普通民众怨愤越来越大，我们的中央政府是否要为其一直背锅下去？
也许，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是有认识的，甚至是有很深的认识的。那么，中央为什么不同意现在就搞彻底的西方式普选呢？
我认为，原因（当然是我的猜测）至少有二个：
一、香港民主党（民主派的一支）是香港最早成立的政党，也是一直以来香港最大和最受市民支持的政党。如果实现西方式普选，那么这个党推出的候选人就很可能当选港首。但是，民主党元老李柱铭、何俊仁以及为他们提供财力支持的黎智英等人，从2002年开始，为了逼迫中央尽快落实在香港实行普选的承诺，曾多次与美国政客会面，通过美国来施压中国政府。这种做法非常无骨、非常愚蠢，俨然把美国当成了同盟者和自己人，而把中央置于自己的对立面，这怎能不招致中央反感？而且，中央也会担心，如果这些人成了香港的行政长官，他们将来做出亲美害中的行为怎么办？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
二、中央也许觉得，提名委员会中的1200人基本都是香港各行各业有影响的人物，中央对他们可以施加一些影响，从而使香港行政长官的人选始终是“爱港爱国”的，而如果实行了西方式普选，选谁上台就不可控了，如果选出了疏中亲美的港首，把香港搞坏了，那谁都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由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央对香港港首普选的态度无疑是有道理的，而港人对人大8.31决定的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并不存在绝对的谁对谁错，往往是在双方都觉得自己是对的情况下才发生冲突的。
不过，港人特别是民主派在普选问题上的误区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过于迷信西方式普选，未能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普选的弊端；二是忽略了基本法对于普选“循序渐进”的强调，过于急切地想一下子实现彻底的西方式民主，结果反倒搞僵了跟中央的关系；三是没有吃透从而误解了基本法关于普选的有关规定，从而对中央产生了不信任情绪；四是个别民主派代表人物愚蠢地屡次通过美国施压中国，结果使他们彻底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从而也让他们想实现的目标更加难以实现；五是少部分人企图通过极端的方式，譬如打砸烧、损国徽、辱国旗、宣扬港独、举港英旗帜和美国国旗等，刺激中央，达到让中央让步，实现他们追求民主的梦想，事实上只能增加中央的警惕和大陆人民的反感，只能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其实，仅仅普选这个民主形式的问题，并不足以在香港引起那么多的、越来越强烈的抗议和那么大的、越来越持久的动荡，譬如港英统治时期，香港还不如现在民主呢，再譬如内地也没有普选，几十年来不是还挺和谐么？近些年人们的爱国情绪不是也有增无减么？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在普选问题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比普选更根本的问题，即民生问题。
民生：比普选问题更根本的问题
许多人总是将民主与民生分割来看待，你说香港问题根本在民生，很多人就认为这是在否认香港人追求民主，所以很多网友看到港人最强调的是民主，就坚决否认香港问题的根本是民生。事实上，从来没有能脱离民生的民主，任何一种民主形式或者国家体制都是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本质上是为民生服务的。人们追求某种体制，就是因为认为这种体制或者民主形式更有利于民生。譬如，现在内地的网民为什么越来越多地肯定中国现今的体制呢？因为这种体制即民主集中制使中国人快速富起来了！正因为现体制相对较好地满足了民生需要，所以大家普遍就对西方的普选制不感冒了！当然，民生并不仅仅指生活水平，而是还包括了生存的安全度、生活的舒适度等。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了，香港自回归后，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年轻人出路越来越狭窄，应当就与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有关，也就是与港首所代表的阶层利益有关，换句话说，也就是与行政长官的选举制度有关。港人为什么要“国际标准”的普选？就是因为现在的港首选举制度没有给民生带来多少好处。虽然每年GDP还在增加，但很多人却感到过得越来越艰难了，特别是年轻人，房价那么高，就业那么难，向上的机会那么少，他们能好受么？就像金灿荣教授所说的，香港的年轻人“绝望”“一辈子永远没有出头日”“呆在那里生活没有任何意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改变现状，让自己的未来多点希望，是不是先得改变导致现在这一切的根源？至少在他们看来，港首或者港首选举制度是导致香港现在局面的根本，也是他们看不到未来的主要原因，这样，他们追求“真普选”，希望选出能代表自己利益，能给他们办事、能让他们看到希望的港首，不就是顺理成章的吗？这样，他们追求民主，本质上不就是为了民生吗？
香港人闾丘露薇在向她的内地朋友解释香港人为什么貌似很“烦”时说：“香港人和内地人一样，有不同的阶层组成，对同一个问题，政府，商界和普通民众，诉求和感受会很不相同，甚至对立。这不是香港人麻烦或者纠结，而是在任何一个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就是会有截然不同的立场和要求，而选举的出现，就是让选民用选票选出自己的代言人，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这也就是为何很多香港人在争取普选，因为觉得现在的选举方式，代表性不够。”
所以，港人争取普选的本质，就是中下阶层的香港人在为自己争取权益，当然主要是争取民生方面的权益。不过，我们也不排除，有些政客打着追求普选的幌子，利用民众的需求而为自己捞取政治利益。
很多内地网友包括一些著名学者一直都在说，香港人比我们富多了，香港的问题根本就不是民生问题！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们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根据香港特区政府2018年11月数据，香港720万人口中，大约有101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率是14.7%。
我们很多人应当都知道，香港的房价高居全球之首，香港的买楼负担连续7年全球第一，截至2017年，香港有44.8%的人口居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公营永久性房屋中，29.1%的人口自己租住房屋，人均住房面积仅有12.8平方米。香港的劏房（棺材房、笼屋）状况之糟更是让人瞠目结舌，而现在就有至少20万人住在劏房里！
我们不少人应当也知道，香港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惊人的0.57，在世界上排在前几名，而在它前面的只有几个很落后的非洲国家。
我们有一些人可能还知道，2017年的香港高考产生了六名全市状元（即所有参考的科目全部为满分），六个人全部报考的是医学（其中五人报考医学院，另一人报考的是香港大学牙医医学系）。香港的五大支柱产业（算上房地产）可没有医疗啊！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根本原因就在于，金融、贸易、房地产等领域都已经高度成熟和垄断，年轻人想进入其中获得一席不错的立足之地，实在太难太难了，而能容纳更多就业的制造业在2017年时只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1%！另外，香港的裙带资本主义也非常严重，在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制作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排行榜中，香港就位居第一，这也严重阻碍了下层人和年轻人的向上之路。
所有这些，难道都不是民生问题？这样的民生问题难道还不严重？虽然香港的人均GDP 排在世界前列，但是，香港的房价痛苦指数、资本垄断程度、经济畸形程度、贫富差距程度也都遥遥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引起社会动荡的往往不是整体的贫穷，而是贫富差距过大。国际上通常把基尼系数0.4作为贫富分化的警戒线，超过这个警戒线，社会就容易出现动荡，那么，在香港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7的情况下，根据国际公认的看法，香港闹事频繁、麻烦不断，难道不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吗？
前段时间，《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两次去香港，跟香港媒体人以及不同阶层的港人都进行了沟通，他们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香港问题本质还是在民生！看过胡锡进在修例风波爆发后第一次到香港采访的视频的网友们应当都记得，视频中，胡锡进叙说了一位住在狭小租屋中的老大姐对他所说的话：“小孩子们闹事我很不喜欢，但那些孩子心里有气。”“老大姐”的这句话，难道不就是对香港动乱本质的深刻揭示？
面对胡锡进和香港媒体人的共识，面对香港那么多的在民生方面的全球负面第一，为什么我们还要拒绝承认香港问题的民生本质呢？事实上，胡锡进的观点在内地的舆论中是相对孤立的，更多的微博大V和大多数网民都是否认香港问题的民生本质的。
那么，为什么内地这么多的网友要否认香港问题的民生本质呢？
为什么相当多的人要否认香港问题的民生本质？
一方面，这是因为很多人只看表象而不看本质。
很多人说，港人既然是因为民生问题游行示威，为什么诉求或者口号中没有民生方面的内容呢？
其实，港人的游行示威有很多次，每次都有特定的原因，这次是因为修例计划引起的，所以诉求中主要围绕反修例而提出，这是再自然不过了。示威者的五大诉求中，除了与反修例有关的内容，多了一个实现双普选的诉求，仅仅因为这个诉求是从香港回归后港人一贯的诉求，而这个诉求，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本质上主要就是为了民生啊（政治不为民生服务，要政治何用？）！另外，反修例游行提出的五大诉求，显然是针对中央提出的，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两制，具体的民生问题，中央是管不上的，向中央提具体的民生诉求有什么意义？再者，如果港人向中央提民生的诉求，不就是要中央干预香港的具体治理吗？那这不就破坏了港人珍视的一国两制的原则了吗？所以，五大诉求中没有民生诉求，是自然的，如果诉求中出现了有关具体民生的内容，那反倒不正常了！
另外，我们还应当注意两点：
其一、这次香港示威的主体是学生，学生不同于走上社会的人，一方面，他们缺少对民生问题的具体、深切的感受，另一方面，他们更加好虚、好名，更加理想主义，即使参加示威含有很大的因对前途感觉渺茫而发泄怨气的因素，他们也宁愿将自己的示威塑造为是为了听起来更加高大上的民主自由。
其二、参加示威的绝大多数人是普通学生和普通市民，而示威的组织者（暂时还不可知）却可能是处于社会上层的人物，他们的真实诉求往往是不一致的。前者参加示威，很多人可能都是盲目的，其中有一些是通过示威和搞破坏来发泄生活中积累的怨气；后者因为社会地位不低，民生方面的诉求总是很少，他们组织政治示威，更多是围绕政治，所谓“五大诉求”，应当更多偏向于组织者的诉求。
还有很多人说，港人既然是为了民生，为什么不反对李嘉诚等垄断资本家呢？
其实，据从网上得到的一些信息可知，李嘉诚在港人中名声相当不好。陈启宗也说，现在房地产商在香港社会上不再受到普遍的尊敬，说话没有人听。由此可见普通百姓对垄断资本的态度。另外，港人以前不是也举行过罢工游行反对李嘉诚吗？这次是反修例，又不是因李嘉诚而起，有必要事事都反一下李嘉诚吗？而且，李嘉诚等大资本家是在香港的法律框架和政策范围内发家致富的，人家没有违法，你凭什么要在向中央所提的诉求中反那些资本家呢？即使违法，也该香港法律管啊！这样直接要求中央越过法律打击资本家，难道不是破坏法律、破坏一国两制？
另外，2011年到2012年持续时间长达11个月的那次占中，主要诉求就是“反对资本主义”，反对因之带来的金融垄断以及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这，难道不就是民生诉求吗？
另一方面，我们很多人否认香港问题的民生本质，也与一些主流媒体以及一般网友似乎更相信香港的上层人士（如资本家）而不是普通百姓有关。
譬如，观察者网总编采访香港地产商陈启宗的视频在内地传播很广，陈启宗就认为，香港问题的根在政治生态，而不是民生。我们内地很多人相信陈启宗，是因为他是名人、成功人士，但是我们似乎忽视了，他也是资本家！一方面，处在他那个地位，他真的了解香港普通百姓生存的艰难吗？另一方面，屁股决定脑袋，这是一个被无数经验证实的大致不差的结论，如果确认香港问题的根本是民生，那政策倾向就应该从资本家向普通百姓转移了，这对于作为资本家的陈启宗及其朋友们来说，难道没有影响吗？我们再看看陈启宗否定香港问题的核心是民生问题的理由，他说“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也有同样的民生问题，但当时为什么没有演变成社会政治危机？1997年6月30日楼价创新高，人们为什么没有上街闹事？”对于陈启宗所提的这两个问题，我想如果大家稍微脑子多转一下，应当都不难给出解答：相对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现在的贫富分化扩大了多少倍？相对于1997年的房价，香港现在的房价又高出了多少？陈启宗一方面承认卖地建房的最大阻力来源于地产界，另一方面又说：“两任特首（梁和林）都是强势的人，他们努力了七年都做不到，只抓住眼前民生问题有什么意义？”这个逻辑是多么的荒唐！先不说这两任特首到底强不强势，难道他们没有解决得了住房问题，就不该再去把这个民生问题重视起来了？况且香港的问题还远不止住房呢！另外，陈启宗还将住房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归因于泛民主派总是在错误的时候支持或反对卖地。但是，支持或反对的时机是错误还是正确，由陈启宗说了算吗？所以，从陈启宗的访谈中不难看出，在将住房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责任由香港政府转嫁给民间的泛民派的同时，陈启宗似乎是并不希望政府强力解决住房等民生问题的。
另外，大陆网民因为看到港人游行时举港英旗帜和美国国旗，甚至损国徽、辱国旗、打砸抢烧以致打人伤人，自然非常气愤，有的人可能就被情绪影响了理智，不愿意接受香港的乱局是民生出了问题这个事实，因为如果那样的话，那就显得那些闹事青年的行为变得可以理解，甚至可以包容了，而被情绪左右的人希望的只是对那些举港英旗帜、侮辱国旗、打人伤人的人毫不留情地加以惩罚！
但是，说香港问题的本质不在民生，而在政治生态，就把本应该倾向底层的政策导向转变为对香港人加强思想教育的政策导向，相应的，这也就保护了资本家，保护了现有的资本控制的选举制度。但是，这样一来，根本的问题就被掩盖了，“病菌”就会继续恣肆，总有一天，更大的危机导致的更大动乱，将无可避免地爆发。
把香港问题归结为政治生态出了问题是倒果为因
从网络舆论上看，修例风波以来，内地网友大多都把香港问题归结为政治生态原因，所以，有的认为教育是是祸源，有的认为西方的插手以及意识形态渗透是祸源，有的认为港人对大陆固有的敌意是祸源，等等。
但是，如果香港问题的根本是教育问题，是港人受英国殖民教育影响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港英统治时期，港人的爱国心要强于现在呢？港英统治时期，教育肯定不如现在对大陆友善吧？想想文革时期，香港各大媒体为了维护陈毅关于原子弹的讲话围剿金庸的往事吧，想想香港刚回归时大多数港人的欢迎态度吧！而且，2008年之前，英国殖民教育的影响应当遗留更深，为什么港人反而更加爱国、对大陆更加亲近呢？另外，现在宣扬港独、打港英旗帜、打砸烧的可基本都是受港英教育影响更少的年轻人啊！
如果香港问题的根本是教育问题，是殖民地教育的结果，为什么同样曾经长期受殖民统治、比香港还晚回归两年多的澳门却从没有发生过动乱，而且澳门人的爱国热情一点都不输内地人呢？
如果香港问题的根本是教育问题，为什么在中国接受了五年研究生教育的郑松泰回港后却成了香港港独组织“热血公民”的主席呢？
如果教育真能起那么大的决定作用，那么，为什么受清朝教育的人却推翻了清朝，受国民党教育的人却推翻了国民党，受文革时期教育的人却否定了文革，受改革开放思想教育的人好多年来却一直呼吁反思改革开放？
所以，认为香港问题的核心是教育问题，是受英国殖民教育影响的结果，显然扯得有些离谱了！
作为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教育虽然常常是很重要的，但它毕竟还是要受经济基础决定的，所以，教育只有在跟经济基础相一致时才能发挥积极作用，相反，只能起反作用。金灿荣教授说香港年轻人的现状是：“他们的生活不是失望，而是绝望，是绝对没前途的。一辈子的生活没有任何意义，呆在那个鬼地方。”在这种状况下，把加强国民教育作为解决香港问题的关键，能起作用吗？会有好结果吗？
还有很多人，认为香港的动乱，根本原因是外国势力的介入、煽动和资助？可是，为什么在前些年美国更强中国更弱、舆论更不看好中国、颜色革命的势头正盛的时候，美国没能煽动起香港的动乱，反倒现在成功了呢？
无疑，香港的动乱有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煽风点火、舆论渗透，甚至暗中资助，还有英国人离开香港时在香港所埋的“雷”，但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只有内因才是根本。将香港问题归结为西方的介入，就把自己该负的责任推给了外人，我们暂时心安理得了，但问题却被掩盖了，而这些被掩盖的问题迟早会引发更大的危害。
许多人认为西方势力是港乱之源，还有一个理由，就是香港的法官，很多都是外国人，在香港终审法院17名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中，就有15名是外籍或双重国籍。他们认为，这些外国人在审判中有枉法裁判、偏袒示威暴徒、打击执法警察的嫌疑。
也许，这种质疑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是，我在网上却没看到过有什么人根据香港的法律来说明法官究竟枉法在哪里，而更多是根据警察被判刑、很多示威者被释放等一些在很多大陆网友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实，来想当然地认为法官是枉法裁判。相反，我从一些有相当影响的学者的文章中看到的却几乎都是对香港司法的赞美，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联办法律部部长、曾任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的王振民在一次关于香港问题的专题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香港过去一直是“文明法制的表率标杆，也是内地很多改革，尤其是法治司法改革学习的榜样！”另外，在国际法治指数排行榜中，香港在全球排名第17位，高于排名第19位的美国。而且，据不少媒体报道，“在香港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听说过法官有贪污腐败的行为”。
所以，那些将香港的动乱归因为香港有大量外籍法官等外因作用的观点，是缺乏事实依据的，是说服力不足的，虽然，我也本能地愿意相信那些外籍法官有偏向示威者的嫌疑。
总之，试图将香港的动乱归结为主要是外部势力插手、支持和舆论渗透的观点，都有转移矛盾嫌疑，而转移矛盾的结果，就是纵容问题恶化，就是在为香港埋下更大的祸根。
另外，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港乱的根源在于港人固有的对大陆的敌意。这种观点的依据是，香港人很多是以前逃港的地主、反共人士、国民党人，以及八十年代以前逃港的内地人，所以，港人本来就有恨中仇中的情结。但事实上，香港上了年纪的人反倒更有内地情结，爱国心更强，而排斥内地的人、宣扬港独者，却更多是年轻人，这从2008年之前港人对内地的态度与最近几年港人对内地的态度的比较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也从现在闹事的基本都是年轻人这一事实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总之，所有将香港问题的祸源归因于政治生态（意识形态）的观点，都是荒唐的、根本站不住脚的，都是倒果为因，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生态！
把香港问题归因于港人的“蠢”和“坏”，是在助推港乱！
我们很容易意识到，所有将港乱归因为爱国教育不够，或者外国势力干预（包括司法被外国人控制）和洗脑，或者港人本来就仇中等等说法，都是建立在港人蠢、贱、坏等基本判断的基础上的：说教育是香港问题的核心，意味着香港人都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愚蠢，别人灌输个什么，他们就信什么；否认民生是香港问题的根本，就意味着港人喜欢无缘无故地闹事，受了内地很多好处，还总是跟内地作对，本质坏；认为西方势力的煽动和支持是香港动乱的根源，就意味着港人愚蠢、低贱，敌视同胞，而对洋人言听计从，对西方的制度盲目崇拜。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修例风波开始，内地网络上就充斥着一本正经的对游行示威的港人的评判：蠢、坏、贱、没良心。而且，这种评价在我们的网络上几乎成了一种政治正确，谁要不迎合甚至反对这种评判，谁就往往会被很多人围攻！当然，“蠢”、“坏”、“贱”等评语，确实也不妨用于那些港独分子身上、那些攻击无辜百姓的暴徒身上、那些侮辱国旗而高举美国国旗的人身上，但是，这些人能代表全部游行示威的港人吗？
更重要的是，对示威港人的这种评价，特别是几乎成了政治正确的这种普遍性的评价，只会带来一种结果，那就是刺激示威者以及支持示威者的神经，更加激发他们对内地的排斥，将他们更加推向内地的对立面甚至敌对面，从而不但无助于港乱的平息，反倒只会加剧事态的恶化。
在胡锡进跟香港几个参与闹事的学生的对话中，学生们也谈到了对于内地舆论的打压的看法：“你打压的越大，反抗的力度越大”“去把我们推到另一边的极端去！”
所以，我一直认为，修例风波发生后，港乱并没有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停止，反而变得越来越暴力，内地舆论一边倒的声讨、打压应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这就好像两个人闹纠纷，要想尽快解决纠纷，双方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把对方想象成一个讲道理的人，将对方的所作所为尽可能地合理化，这样才有进行沟通和解决问题的可能，如果纠纷一起，就给对方扣上各种侮辱性的大帽子，那就等于堵死了进行沟通和很快平息纠纷的可能，使事态只能朝着更加恶化的方向发展。
正如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在香港现在极端的贫富分化和年轻人普遍很难看到前途的状况下，港人的闹事其实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必然结果，所以与港人的素质、人品等等没有多少关系！早些年，我们内地人不是普遍都很高看港人吗？不是普遍都以移民香港为荣耀吗？怎么现在港人忽然又一下子变得“愚蠢”、“不可理喻”、“低贱”、“没良心”了呢？
事实上，我们对港人认识的变化，仅仅是因为港人对内地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而港人对内地的态度变化，除了普选问题上的一些误会以及抗争的没有结果，主要还是因为香港的经济基础出了问题，导致中下层港人生活困难，年轻人看不到希望，于是很多港人便迁怒于中央和内地百姓，认为这一切都根源于中央的政策和内地的百姓，再加上一些事件的触发，便有了近些年规模越来越大、持续时间越来越长的示威活动。
那么，部分港人将香港现在的问题都归因于内地，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吗？
也不是！
首先，香港现在问题多多，港首的因素应当是决定性的吧？但是，普通百姓对谁做港首是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的，而港首的选举办法是由中央决定的，也是中央可以改变的。这应当就是香港回归以来，为什么普选一直是港人示威活动主线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港人的示威动不动就针对中央的原因吧！
有人说：港英时期有普选吗？香港现在的民主程度比港英时期要好不少吧，为什么香港人在港英时期都那么乖，现在大陆对他们那么好，他们却整天闹事，这不是贱么？
事实上，港英统治时期，1922年发生过香港海员大罢工，1967年发生过六七暴动，影响都非常大。上世纪八十年代后，乘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东风，作为大陆跟西方贸易的中转站，香港经济突飞猛进，因而几十年里相对风平浪静，虽然港英统治时期也有贫富分化，但还不十分严重，虽然也有资本垄断，但年轻人创业、奋斗的机会还是很多，而最近一些年就不同了，资本垄断和产业的单一以及因之导致的贫富分化已经极其严重，年轻人出路越来越窄，很多人心中都憋着冤气，于是，闹事也就越来也频繁，越来越持久，甚至越来越暴力。
香港回归后，中央实施了不少惠及香港的政策，譬如自由行。但是自由行的结果，主要惠及了一些富人，并没有给普通香港人带来多少好处，反倒带来了不少害处，用梁文道的话说，就是“不断攀升的物价、租金、不断被改变的街景和生活方式，以及越来越紧张的公共资源。”所以，自由行的结果，加剧了香港的贫富分化，加深了普通港人对内地人的排斥。另外，不断推高的香港房价，也有内地人不小的“功劳”，移民香港的内地人不断增多，大量“双非孕妇”赴港生子，“双非儿童”长大后与本地人子女争夺学额以及其他各种资源，这自然都直接危及普通港人的利益。所以，港人对内地人的排斥，很大程度上也是切身利益受到威胁、损害和挤占后的本能反应，类似于经济基础（利益受损）决定上层建筑（排斥态度）。
所以，自香港回归之后，内地人与港人的关系就像是粉丝与他们所崇拜的明星的关系，内地人一开始把香港看得跟天堂一样，对港人的态度就像对待明星一样，一窝蜂地向香港移民，到香港买房、旅游、生孩子，去亲近港人，但是，物极必反，粉丝的追星打扰了明星的生活，明星就会反感和排斥，明星的反感和排斥反过来又会刺激粉丝的自尊心，导致粉丝对明星排斥甚至仇恨。现在内地人和香港人的互相反感，相当一部分就是这么来的！
内地人和香港人，不存在谁好谁坏，谁素质高谁素质低，内地人与香港人的关系变化，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内地人和香港人，过去能由亲近变疏远、由相爱变排斥，将来也能由疏远变亲近，由排斥变亲近，但这个结果的达成需要包容、需要理解、需要沟通，需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
内地人需要明白，700万香港人不是一个人，香港有游行示威的自由，今天这部分人示威呼吁这个，明天另一部分人示威要求那个，“这个”和“那个”常常是相反的；内地人需要明白，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的香港人对同一问题的态度发生变化是正常的，十几年前香港人游行支持某件事，十几年后又会游行反对这件事，譬如对待“双非婴儿”的态度。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矛盾或者变化而因之认为香港人不可理喻、故意闹事、无法满足。
内地人还应当明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现在的香港人不是本质蠢，或者本质坏，他们跟我们内地人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甚至整体文化水平比我们内地人还要高一些，不同的仅仅是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出问题了，这些经济和社会的问题造成了现在很多香港青年的问题！如果有问题了或者有病了还平平静静、一声不吭，那就很可能在悄无声息中走向死亡，出一点动静，也许能获得被重视和被疗救的机会，从而得以继续健康地活下去。
内地人更应该明白，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胡闹，表达能力受限的小孩子肚子饿了或者身体有病就会大哭大闹，甚至乱摔东西，这种哭闹和破坏有时会让大人以为是无缘无故地或者惯出来的，所以就会打他骂他。但打骂都没用，只要让他肚子饱了，或者把他身上的病治好了，他就会马上对你笑脸相迎！闹事的人作为一个群体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非理性的，他们就像那身体不舒服的无理性的孩童，他们也许不能清晰地向你说明他们闹事的原因，但他们会本能地通过闹事来引起你的关注，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总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果我们能够站在港人的角度看问题，许多事情应当都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几点建议
综上所述，港人的反修例，实质是对大陆的不信任，而反修例引发的乱局能够持续长达半年而至今没有停止，表面上，是与港人最关心的双普选诉求没有得到满足甚至及时回应紧密相关，本质上，则是香港民生出了严重问题，有的人希望通过普选选出能改变现状的人，有的人则是憋了一肚子的怨气，于是借着混乱来随意发泄。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对于解决香港问题，提一下几点建议：
1、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分析香港问题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所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去分析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为共产党的必然要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内因是根本，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几句话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都是非常基础性的思想，我想，任何一个人，只要理解了这几句话，那么，对于香港问题就很容易透过表面现象看清本质了。
2、把广大示威群众与少数暴徒和港独分子区分开来
修例风波以来的香港，有很多香港人都参与了游行示威，也有不少人参与了打砸烧甚至打人伤人，还有的毁损国徽、侮辱国旗。暴徒的犯罪行为激起了无数爱国爱港网友的愤慨，在愤慨的同时，许多网友将一切参与或者支持游行示威的人一律斥为暴徒或者港独而加以挞伐。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团结香港的大多数人，况且游行示威是香港法律赋予公民的正当权益。所以，不管港人示威的诉求我们是否支持，我们都应当对其抱以宽容的态度（港独除外），尽可能地团结绝大多数港人，并认真倾听他们的声音，对那些支持游行示威的香港名人，我们没必要也不应该一棍子打死。
3、解决香港问题，要走群众路线
我们都知道，在香港，泛民主派是拥有更多的民意支持的，只是受现行立法会选举制度和港首选举制度的限制，泛民派一直未能得势而已。这次反修例事件，我们也必须正视的是，多数港人是支持游行示威的。我们以前治港，更多依靠香港上层特别是资本家，现在，我们有必要反思一下，香港现在极端的资本垄断和极端的贫富分化，与依靠香港上层特别是资本家治港是否有直接关系？我们是否有必要继续这种治港策略，将黑锅背在自己身上，而失去大多数港人的支持？共产党人一向以为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宗旨，以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为荣耀，在香港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发扬我们的群众路线，我们应该跟香港反对派争夺群众，而不是将群众推到自己的对立面去，推到反对派那里去，推倒美国人那里去。
从胡锡进与香港学生的对话中，我们可以发现，学生们当下最想要的，还不是普选，也不是民生，而似乎只是“回应”和不要打压。我想，即使回应是委婉地拒绝他们的诉求，多少也是对他们的一种尊重，是给他们一个向下退的台阶。胡锡进跟那几位香港学生沟通后所产生的较好效果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可惜，胡锡进只能代表他个人。
4、可以考虑把香港当做一个新型民主制度试验田
香港没有普选，内地也没有，事实上，香港公民在立法会的选举上有一半的普选权，为什么内地人对普选没什么感觉，而香港人却对追求普选那么执着呢？其实，香港跟内地的经济社会状况是有很大差别的：内地是大政府，所以，在内地，政府有能力遏制私有资本对国民经济的垄断，有能力也能有意识地减小贫富分化，而香港是小政府，是在一定程度上被资本选出来的政府，是被资本左右而不是能自由调节资本的政府，因此，香港政府只能任资本垄断和经济畸形日益严重而无能为力，只能任贫富分化不断加剧而难有作为。因此，内地没有严重的民生问题，大家对政府的执政是比较满意的，因而就没有多少民主的追求，反倒担心采取了西方式民主，阻碍了中国的发展。相反，香港的民生问题已经极其严重了，贫富分化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中下层百姓当然就对政府不满了，就自然想靠普选选出能给香港也给自己带来希望的港首。所以，港人追求普选，绝不仅仅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根本上其实是民生问题，所以，香港有必要在港首的选举制度上进行改革。
我们现在也都普遍能够意识到，西方式的民主不见得就好。但是，相对于现在基本由资本家等上层人士左右的港首的选举，西方式普选至少会让人看到一点希望，也许通过普选能选出一个像普京或者杜特尔特式的强势领导，能突破资本的控制，改变香港的现状，创造一个充满希望和活力的香港出来呢！当然，我更希望我们的政府能琢磨出一个结合西方式普选与中国现体制优点的民主形式出来，既避免了普选的不确定性，还能很大程度上反映民意。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说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把香港作为一个民主试验田，为将来大陆的制度建设摸索出一个更好的民主形式呢？
5、止暴制乱要与解决根本问题相并而行
习近平总书记说：“止暴制乱、恢复秩序是香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确实，不止暴制乱，其他工作都很难正常进行。不过，在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工作中，我们还需要讲究标本兼治，不仅仅在表面上恢复秩序，还要从源头上致力于解决暴力和动乱产生的根本问题。我认为，首先确立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方案，才是止暴制乱、恢复秩序的关键。
前段时间，澳门新任特首贺一诚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施政方略，特别强调，香港的动乱使他意识到，必须未雨绸缪，在澳门要搞多元化发展，解决年轻人的实际问题。在对贺一诚钦佩之余，再回头看看正处在动乱中的香港，有没有一套解决年轻人出路问题的方案？没有！前不久，在大陆媒体的配合下港府在收地建房上有些许行动，但是，香港的问题仅仅是房价畸高吗？2017年高考六个状元全部报考医学专业的现象不值得重视吗？香港制造业现在只占本地GDP的百分之一甚至不到，这种现状不需要改变吗？香港基尼系数达到惊人的0.57的事实，不需要痛下决心，赶快扭转吗？
我不知道香港政府是否真正认识到了香港动乱不止的根源所在，但迄今为止，香港政府在这次动乱中的应对似乎并不能让人满意。港首普选也许并不是必须有的，但香港极端的资本垄断问题、产业单一年轻人出路狭窄问题、房价畸高问题、贫富极端分化问题，等等，都必须尽快有所行动加以改变，不然，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就不可能有彻底实现的可能。值得欣喜的是，内地最近出台了不少针对香港青年的政策，为他们在内地就业、置家等等提供方便，但是，香港的问题主要还需要香港特区政府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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